2015年刚开年，一些地方部分出租车停运引发各界关注；西安、上海两地出租车价格听证会也引来热议。在司机叫苦不干、消费者打车难不满的两头夹逼之下，出租车行业成为舆论焦点。业内人士认为，如今的矛盾，是多年顽疾的爆发，但也是行业改革的契机。
垄断“三宗罪”
“一宗罪”：出租车数量严控不顾市场需求增长。我国出租车行业多年来饱受垄断经营质疑，每个城市出租车的运营牌照由政府部门控制总数量发放。在一牌难求之下，出租车牌照的价格也在水涨船高。记者采访发现，上海出租车牌照转让价格被炒到50万元以上，沈阳的出租车车标价格上涨到80万元，仍供不应求。
由于有的地方出租车牌照没有有效期，所以“一旦拥有”就等于“天长地久”。沈阳出租车司机李峰告诉记者：“在获得‘车标’后，只要把车租出去，什么都不干，年收入就可超过9万元，标主10年内就能收回成本。再往后就是净赚的。”
“二宗罪”：出租车定价全靠政府调整。在9日西安和上海的出租车调价听证会上，有消费者代表提出，“希望这是最后一次提价的听证会，因为光靠价格调整是解决不好行业问题的”“需要优化出租车经营模式，重新研究价格制定规则，改变政府定价的现状”“能否逐步研究适度放开(出租车)单一的价格管理制度”。
“三宗罪”：出租车公司管理成本长期一笔乱账。记者调查得知，某出租车公司虽然只有40辆出租车，但管理人员却有40人；另一家管理上万辆出租车的企业，其各级管理人员有2000人左右。对此，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左学金告诉记者：“上海一些成熟的人力资源管理公司，靠300多人就能管理37万人的信息。可见，很多出租车企业提升管理效率压缩成本还有很大的空间。”
对出租车公司“应下狠心动刀子”
出租车行业越来越突出的矛盾表明，改革迫在眉睫。业内人士认为，出租车改革顶层设计应尽快提上议事日程。
对此，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所长张宝义认为，目前政府借助出租车公司监督管理，而出租车公司通过征收“份子钱”约束出租车司机。但是，“随着科技发展，完全可以通过卫星定位系统、智能软件等手段管理出租车，出租车公司这种以专营权获得暴利的中间层，只是徒增运营成本和社会管理成本，应下狠心动刀子”。
长期关注交通领域的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教授王军认为，此前城市之所以要严控出租车数量，是为了防止发生恶性竞争、盲目增加数量导致道路拥堵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但现在信息不对称问题随着技术进步，很大程度上都被解决了。那么继续进行数量管控、价格管制的意义在哪呢？
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教授陈小鸿建议，出租车行业应让监督和审计深度介入，向驾驶员和市民公开出租车企业的支出情况，包括“份子钱”的总数和使用情况等。
用好“专车服务”这条鲇鱼
从2014年10月份开始，“专车服务”快速发展，极大地冲击了传统出租车行业。在这背后，体现的正是大城市公共出行的旺盛需求和差异化发展趋势。一号专车CEO李祖闽告诉记者，其实他们在做的是增量市场，例如在车上设置婴儿坐椅，一些家长也用“专车服务”接送孩子上下学，这些都是传统出租车行业提供不了的服务。对此，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城市交通研究室主任程世东告诉记者：“现在公众的出行需求远未被满足，不仅高端个性化的需求远远没有满足，普通的需求也没有满足。所以，才有很多平台以汽车共享、合乘拼车等形式来满足这种需求，甚至游离在法规以外。”
有业内人士估算，目前北京、上海的“黑车”数量均有数万辆。“黑车”禁而不绝，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市场需求，也让有关部门陷入了“堵”不住也“疏”不了的尴尬。
“专车服务”这种新业态相比出租车垄断业态，真正的特点在于因管理成本低廉，带来司机分成比例高的巨大优势。“滴滴打车”的媒介经理张真瑜表示，沈阳“滴滴专车”近千辆，如果“滴滴专车”一单生意赚100元，“滴滴”抽取20%后，司机可得80元，远高于给出租车公司打工的收入。业态革命带来全新的利益分配模式，这正是“专车服务”带给客运行业的“改革红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