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刚开年,一些地方部分出租车停运引发各界关注;西安、上海两地出租车价格听证会也引来热议。在司机叫苦不干、消费者打车难不满的两头夹逼之下,出租车行业成为舆论焦点。业内人士认为,如今的矛盾,是多年顽疾的爆发,但也是行业改革的契机。

  垄断“三宗罪”

  “一宗罪”:出租车数量严控不顾市场需求增长。我国出租车行业多年来饱受垄断经营质疑,每个城市出租车的运营牌照由政府部门控制总数量发放。在一牌难求之下,出租车牌照的价格也在水涨船高。记者采访发现,上海出租车牌照转让价格被炒到50万元以上,沈阳的出租车车标价格上涨到80万元,仍供不应求。

  由于有的地方出租车牌照没有有效期,所以“一旦拥有”就等于“天长地久”。沈阳出租车司机李峰告诉记者:“在获得‘车标’后,只要把车租出去,什么都不干,年收入就可超过9万元,标主10年内就能收回成本。再往后就是净赚的。”

  “二宗罪”:出租车定价全靠政府调整。在9日西安和上海的出租车调价听证会上,有消费者代表提出,“希望这是最后一次提价的听证会,因为光靠价格调整是解决不好行业问题的”“需要优化出租车经营模式,重新研究价格制定规则,改变政府定价的现状”“能否逐步研究适度放开(出租车)单一的价格管理制度”。

  “三宗罪”:出租车公司管理成本长期一笔乱账。记者调查得知,某出租车公司虽然只有40辆出租车,但管理人员却有40人;另一家管理上万辆出租车的企业,其各级管理人员有2000人左右。对此,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左学金告诉记者:“上海一些成熟的人力资源管理公司,靠300多人就能管理37万人的信息。可见,很多出租车企业提升管理效率压缩成本还有很大的空间。”

  对出租车公司“应下狠心动刀子”

  出租车行业越来越突出的矛盾表明,改革迫在眉睫。业内人士认为,出租车改革顶层设计应尽快提上议事日程。

  对此,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所长张宝义认为,目前政府借助出租车公司监督管理,而出租车公司通过征收“份子钱”约束出租车司机。但是,“随着科技发展,完全可以通过卫星定位系统、智能软件等手段管理出租车,出租车公司这种以专营权获得暴利的中间层,只是徒增运营成本和社会管理成本,应下狠心动刀子”。

  长期关注交通领域的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教授王军认为,此前城市之所以要严控出租车数量,是为了防止发生恶性竞争、盲目增加数量导致道路拥堵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但现在信息不对称问题随着技术进步,很大程度上都被解决了。那么继续进行数量管控、价格管制的意义在哪呢?

  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教授陈小鸿建议,出租车行业应让监督和审计深度介入,向驾驶员和市民公开出租车企业的支出情况,包括“份子钱”的总数和使用情况等。

  用好“专车服务”这条鲇鱼

  从2014年10月份开始,“专车服务”快速发展,极大地冲击了传统出租车行业。在这背后,体现的正是大城市公共出行的旺盛需求和差异化发展趋势。一号专车CEO李祖闽告诉记者,其实他们在做的是增量市场,例如在车上设置婴儿坐椅,一些家长也用“专车服务”接送孩子上下学,这些都是传统出租车行业提供不了的服务。对此,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城市交通研究室主任程世东告诉记者:“现在公众的出行需求远未被满足,不仅高端个性化的需求远远没有满足,普通的需求也没有满足。所以,才有很多平台以汽车共享、合乘拼车等形式来满足这种需求,甚至游离在法规以外。”

  有业内人士估算,目前北京、上海的“黑车”数量均有数万辆。“黑车”禁而不绝,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市场需求,也让有关部门陷入了“堵”不住也“疏”不了的尴尬。

  “专车服务”这种新业态相比出租车垄断业态,真正的特点在于因管理成本低廉,带来司机分成比例高的巨大优势。“滴滴打车”的媒介经理张真瑜表示,沈阳“滴滴专车”近千辆,如果“滴滴专车”一单生意赚100元,“滴滴”抽取20%后,司机可得80元,远高于给出租车公司打工的收入。业态革命带来全新的利益分配模式,这正是“专车服务”带给客运行业的“改革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