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水屯北路一处建筑工地，工人们加班加点，只有休息时才能憧憬并不遥远的城市梦。 记者王锋 摄2015年1月10日，当很多外出打工的人都在忙着抢购春运火车票时，卢福河并不着急。近几年来，他已把开着价值几十万元的豪车回家过春节当成了一种“衣锦还乡”的必备程序。他也让手下40多名农民工不要着急，大不了他包一辆大巴车送大伙回家。
24年前，卢福河成为改革开放之后较早的一批打工者；大约12年前，当农民工讨薪问题逐渐成为社会热点时，他为了给手下的工人发放拖欠的工资，无助地在泉城广场叫卖建设方给他打下的巨额白条。如今，农民工的日工资大大上涨，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到有效解决。在此背后，是他们关于自己的简单而枯燥的奋斗、关于家人的不断迁徙的牵挂、关于梦想的“多年媳妇熬成婆”的满足、关于乡愁的深入骨髓的传统归宿。
正如27岁的农民工毕冠军所说，和济南其他数百万的外来务工人员一样，大家都是追梦人。有几许收获，自然也有些许失落，而关于梦想的故事，一直都在。
关于自己的一场简单而枯燥的奋斗：电视只能看山东台为显有人气，会一直播放着
1月10日，工地难得地放假休整。在济南西客站片区一工地板房里，毕冠军斜靠在床铺上，和工友们闲聊。他们合计着，想去泉城广场逛逛。
“那里美女多。”记者开玩笑地说。“哈哈，对。他们没结婚的可以去饱饱眼福。我们这些结了婚的，就是单纯地溜达溜达。到这个城市一年多了，总得有所融入吧。”毕冠军是菏泽人，虽然只有27岁，但已是两个孩子的爹，女儿6岁，儿子3岁。
“孩子都在老家，没办法，成了留守儿童。”毕冠军坦言，对于农民工来说，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也是他们无论身在何处都有所牵挂的根源。虽然每天能在工地挣上200元钱，但他觉得挺对不起孩子，他怕孩子缺少父爱和母爱。
为了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毕冠军让妻子也来到济南，在市区一单位当了一名营业员。两人在刘堂小区租房居住。每天收工后，他骑电动车走上4公里的路回家，在这个异乡过起二人世界。
和毕冠军同一个宿舍的田峰今年48岁，是大家眼中的“知识分子”，因为他特别爱看书，总是书不离身。但记者在他的床铺上并没有看到书。“他看的全是电子书，用的是智能手机。”见记者很诧异，爱好打牌的高福生在一旁解释。“上网费贵不贵？”记者问。“他哪里舍得花上网费啊，都是在大商场蹭人家WIFI时下载下来的，然后‘带’回工地来看。”
毕冠军替工友感叹，要是工地能给大家提供免费的WIFI就好了。“我们一般下午5点就收工了，尤其是那些单身汉，在宿舍里面干耗着，太无聊了。”
记者指了指宿舍里的那台破旧的电视机，高福生立马明白了。他说：“这个破电视机只能收看山东台，画面还不清楚。”尽管如此，每次在宿舍和工友打牌时，他仍会让电视机有一搭没一搭地播放着，显得宿舍有人气。
高福生在济南打工三年，去过济南不少地方。每天的日子简单枯燥，但他和工友认为，这是一种奋斗。济南有三四千个大大小小的工地，干活的大都是农民工。每个人都如蚂蚁一样，在高楼大厦里穿梭个不停，甚至在脚手架上擦拭汗水的间隙，也来不及对这个城市进行一次远眺。他们告诉记者，他们顾不上，也不允许。在脚手架上必须专心致志，一旦分神，很容易一脚踏空，他们的梦也就破灭了。
当他们经过某一栋已经盖好的大楼时，他们的内心是无比自豪的。“楼”高人为峰，他们曾经为这栋楼、为这座城市“峰”过，也疯狂奋斗过。
关于家人的一份不断“迁徙”的牵挂：一个3岁的小娃娃，已在济南工地“战斗”近3年
来自山东巨野县的孔令泽今年3岁，但已在工地上辗转“战斗”近3年了。1月10日下午，记者在槐荫区一工地与他偶遇。他驾轻就熟地在工地宿舍的板房里穿来穿去，几乎所有碰见他的工人都会笑着和他打招呼：“孔令泽，又来视察工地啦。”
今年40多岁的高爱景是孔令泽的奶奶，在天桥区的一个工地负责给工人做饭。她的丈夫和儿子在槐荫区的这个工地干活，她经常在周末孙子不上幼儿园时带着孙子来到此处看望丈夫和儿子，小小团聚一下。高爱景告诉记者，2003年，她跟随丈夫到济南打工，农民工的酸甜苦辣她十分清楚。每次给工人做饭菜，她都尽量多放肉、多放油。
“在我孙子出生50天时，他妈妈就去南方一电子厂打工去了，当领班。”高爱景表示，为了不耽误儿媳妇的前途，她当时就带着孙子来到济南，开始了在各个工地间不断“迁徙”的生活。“天桥这个工地是给一家单位盖办公室的，部分房间已经盖好，我就和孙子在里面住，挺宽敞的，哈哈。”她给自己宽心。
每天早上5点，当孙子还在梦乡里时，高爱景已经开始给工人做饭。伺候工人们吃好饭后，已到早上6点半了。草草吃点儿饭，赶紧将孙子送到附近的一家幼儿园。安顿好孙子，她便赶往菜市场，为工人们买菜，准备午饭。
记者发现，不管在哪个工地里，孔令泽都当仁不让地成为大家的核心。工友们不时地将零食塞到孔令泽手里，这个3岁的小男孩让他们想起了自己远在老家的娃。在他们的手机里，屏幕上几乎全是孩子的照片。那一张张天真烂漫的笑脸，总是能够让他们端详很久，给他们枯燥的生活带来笑意。孩子，是他们坚持不懈的动力。
如今，济南不仅有无数幼儿园接纳农民工子女，还有很多农民工子弟学校为远道而来的农村娃提供学习的场所。他们的父辈，建设着这座城市，见证着这座城市的成长；他们，也将越来越多地融入这座城市的改革发展中。
关于梦想的一个个愿望实现了：打工20年，在济南买了房买了车
卢福河在济南承包了多个工地，手下的工人不是同村的老乡，就是他的亲戚。因为熟人可靠，也因为大家信得过他。
他曾经是农民工讨薪行列里的“风云人物”。1991年至今，他一直在济南打工。开始的几年，工钱少，讨薪难度也不大。但从2000年前后，建设方欠薪的现象开始多了起来。当时要钱的形势不好，也没有人愿意出头为大伙要钱，很多时候都要不回全款。
他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算得上是‘山东讨薪农民工第一人’。”那是2003年11月，因为建设方拖欠10多万元工钱，给他打了白条。无奈之下，他跑到泉城广场附近，“打折”叫卖白条。此事引起《济南时报》独家关注。随后，《济南时报》与济南市相关部门联合成立“农民工维权热线”，组织全市720名律师为农民工维权，共帮助近2万多农民工讨回欠薪1800余万元。
2004年9月，卢福河和36名工友干完了一笔10万多元的工程。当他们去要工钱时，建设方只给了他们一张5000元的就餐卡。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无奈之下，他带着36名工友，心情无比复杂地吃了他们有生以来第一顿“豪华”午餐——在经十路东部的一家酒店包场，花去2500元血汗钱，吃了一顿自助西餐。边吃，大家边心疼得流泪。那顿饭，他无法下咽，独自躲在酒店外掩面哭泣。
再后来，很多农民工慕名找到他，求他帮忙讨要工钱。有一段时间，他成了很多建设方恨之入骨的农民工，很多工程都不愿意让他去干。
回想当年，卢福河颇有感慨地说，2003年到2005年之间，是讨薪最艰难的时候。后来，国家着力解决农民工讨薪难的问题，各个地方也出台了很多措施。2013年，济南市城乡建设委等七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领域农民工工资防欠清欠工作的意见》，要求进一步健全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协调处置机制，建立农民工工资防欠清欠联席会议制度、农民工工资纠纷应急处置机制、欠薪应急垫付制度等。2014年下半年，山东省住建厅下发《全省清理拖欠建筑业农民工工资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到2017年建筑行业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65%以上，工资按月发放率达到80%以上。今年1月6日，山东省住建厅发布《关于改进和加强建筑业农民工工资制度管理意见》，规定今年起严格实行建筑企业用工实名制，上一年度严重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的，保证金缴存加倍。“现在基本上很少拖欠农民工的工钱了，农民工在城市里打拼，越来越有安全感。”
如今，卢福河在济南买了大房子，还买了一辆价值数十万元的豪华轿车，女儿在济南读师范学校，儿子在济南上小学，一家人其乐融融。
关于乡愁的一种深入骨髓的传统归宿：最担心火车票买不到，提前在工地备好老家传统菜
在毕冠军所在工地旁的另外一个板房区里，住着大约200名四川农民工。今年33岁的龙海阳来自四川巴中，和妻子一起在济南打工，承包的是木工活儿。一个只有几平方米的板房里，锅碗瓢盆、柴米油盐占去了三分之一的空间，剩下的空间摆放着两张均是上下铺的床。上铺堆放着杂物，下铺用窗帘隔成了密封的蜗居。
东侧床铺归龙海阳和妻子所有，西侧床铺则属于另外一对四川夫妻。床与床的距离仅有一米多宽，虽然隔着窗帘，但呼吸声清晰可闻。龙海阳对这样的蜗居已经相当满足，毕竟这里有着相对“私密”的二人世界。
“木工的工钱相对来说高一些，一天三四百元，但我们的工作量不是常人能够想象的。每天凌晨4点就起来干活，晚上8点才收工。早饭基本上不吃，有时候也来不及吃午饭。晚上收工晚，我们就在宿舍里自己做了吃。”为了远在老家的父母和两个娃能够过得好一些，他们也是蛮拼的。
南方人有熏腊肉的习惯，在工地板房的窗户外、屋檐下，悬挂着一些熏腊肉和熏腊鱼，散发出特有的香味。龙海阳的屋檐下也挂了几条已经熏干了的鱼。
“年货都置办好啦，你们过年不回家吗？”一个来自北方的农民工问龙海阳。
“回呀。怎么能不回？必须回。先备一些年货，免得回家后太匆忙。”在龙海阳老家，大鱼大肉地招待客人是过年的老传统，他可不敢丢。至于回家的火车票，他还没有买，也是他最担心的一件事。“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放假，所以不知道该买哪一天的。就算买站票，也得回家去！”
千万里，我一定要回到我的家。这是深入骨髓的归宿。
记者手记
追“梦”人安子：20年的“媳妇迷”
安子18岁外出打工，距今已经20年。安子是我的同村人，小学一年级留了三级等我，终于和我携手并进，一起小学毕了业。自此，我一味习文，他痴迷“求武”。18岁那年，不屑于在县城打拼的他决定闯荡江湖，追逐他的“大侠梦”。
这一追，便是20年。电视剧《二炮手》近期大热，孙红雷饰演的贼九是个“媳妇迷”，看上了杨巧儿，闹出不少“执迷不悟”的笑话。安子也是一个“媳妇迷”。因年长我几岁，他常以大哥自居，“改天让你见见你大嫂”成了他每次见我必谈的话题。
关于“大嫂”，版本有很多个，但我一个也没见着。当我还在湖北读高中时，他那时虽“远”在山东打工，但总算恋家，每年过年都会回村，向我显摆“大嫂”对他的种种好。一件衣服穿得脏兮兮的，老是不见他换下来洗一洗，他说：“这件衣服老贵了，这可是你大嫂给我买的。她很爱我。”
关于“大嫂”的话题，他也常常对我长吁短叹。“你那个嫂子跑啦，说我挣钱不多。”“你那个大嫂想让我当上门女婿，我怎么能答应呢？”如此这般，“大嫂”频频更换，关于“大嫂”的戏码不变。
在我大学毕业后，他有时候会欢呼雀跃地、不分时间地、半夜三更地给我打来电话：“老弟，我和你大嫂刚吃完宵夜，你这个大嫂对我可好了，来来来，你和你大嫂说两句。”电话那头果然是一个女子，说话也算靠谱，我顿时觉得安子有了依靠。
遗憾的是，安子屡战屡败，“大嫂”始终没能娶回，岁月也在追“大嫂”的路上蹉跎了。2014年国庆，我俩有幸在湖北老家见了一面，我开导他，好好找一个女子娶了，安心过日子。他不再心高气傲，对过往的大嫂进行了总结。“你以前那些大嫂啊，都是我在打工途中认识的，又都是外省人，不愿意跟我回老家。再找的话，我一定找一个同乡人。”
就在上个月，安子寄来请柬，他要结婚了。“你大嫂也是我们湖北人，二婚，愿意跟我回老家。”“那就安心在家种地过日子吧。”我说。“我和你大嫂商量好啦，我俩结婚后，一起到济南打两年工，然后回家当农民。”
他依然有梦。 (记者黄智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