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山东：您有许多的译著，如《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世界·文本·批评家》、《批评旅行：六十年代以后》等等，还有众多小说翻译作品为人熟知，比如《汤姆叔叔的小屋》、《烈药》等等。在潜心从事研究及翻译的过程中，最令您难忘的是什么？

　　李自修：我翻译的不多，有的出版的次数多一些。翻译我觉得它是一个坐冷板凳的工作，是一个孤独的工作，不是有句话说板凳要坐十年冷吗？尤其在有微机和互联网之前，相当困难。所以最难忘的就是，在翻译过程中，你肯定要不断的遇到困难，不断的遇到挑战，你去克服了这个困难、克服了挑战，这就是你最难忘的，你感到无比的喜悦。翻译从它的工作状态来说，它是一个孤独的坐冷板凳的工作，从社会的角度来说是一个不被理解的工作。因为什么呢？翻译和论著比起来，翻译不算科研成果。我记得译林出版社的社长，叫李景端，曾经为这个打抱不平。他自己说了他还没有声望，他就找了当时在三零一医院疗养的季羡林先生，就说季老，您得给我们翻译界的人得呼吁一下，一个是稿费太低了，再一个不算成果不行啊。他也找过别的人，我也听别人说过，北大，我原来的老师，李赋京先生，他就说理论著作的翻译，应该算是科研成果。因为翻译的过程中你得首先懂，你不懂这个理论翻译出去就和原来不一样了，这本身就是研究。他另外说，像翻译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无名的裘德》、《还乡》、《大卫·科波菲尔》，应该算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做了研究，翻开他的书，哪一本小说都是400多页的，都有详细的注释，这个注释就是他的研究成果。李景端到了三零一医院找到季羡林先生，季羡林说，我可以呼吁，但是能不能成功也不敢说。

　　从社会上来说，不太被理解的一个工作，不懂外语的人可能觉得，这个还不容易翻译吗，一个单词对一个单词翻译就行了。它不是那样。因为一种语言代表一种文化，所以语言的转换代表文化的转换。咱们平时经常说的“打个落花流水”，翻译成英文，一个“落”、一个“花”、一个“流”、一个“水”，什么意思啊，老外他不懂。还有一些成语也是这样，叶公好龙，你把“叶公好龙”这几个字都翻成英文他也不懂。因为它有故事在里头，所以翻译从语言学、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它是不同语言的转换、不同文化的转换。从具体的操作过程来说，应该是分两个阶段，一个是理解，再一个是表达。理解，你充分理解原文，再一个你怎么用地道的汉语表达出来。做到这一点很难，一般的翻译就难，文学翻译、理论翻译我觉得就更难。我女儿的一个朋友，在青岛开了一个饭店，叫步云店，她让我翻译，一定要意译。我说你就翻，BuYun就行。她说为什么不能翻英文呢？The Cloud Walking Restaurant。那外国人就不敢去了。走在云彩上他不掉下来吗？它不一样。咱说步云，觉得好像就是平步青云这些联想，外国人没这些联想，就很难把它传达过去。在理解和表达过程当中，理解了的东西，你不一定能表达出来。我往往遇到这样的情况，理解了，好像中文就在口头上呼之欲出，但说出来就不恰当。既然它分这两个阶段，那么前一个阶段，对于原著的原文你得要有很深的造诣，翻译成中文，你驾驭中文的能力也得有一定的水平，不然的话，它不是翻译了。这一点，我觉得自己在翻译当中，经常遵循的一个原则就是吕叔湘说的，翻译家应该是杂家，不光是翻译家，你搞翻译，你就应该首先是做一个杂家，就是杂七杂八你什么东西都得懂一点才行。你不一定精通，你翻译它可能牵扯到方方面面。比如说翻译小说，小说涉及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我在大学上学的时候，张谷若先生他教我翻译，他也这样说，他没有说杂家，他说你要积累你的知识面要很广。他说他在翻译过程当中，遇到问题，向喝醉酒的人请教，喝醉酒的人他有一些特殊的心理。这位老先生，我们现在知道他是汉译英，实际上他的英译汉也特别好，英译汉他没发表过作品。这位先生是咱们烟台市芝罘区的人，没有出过国，但是他的英文相当好，口语差一点，他对伦敦的方言他都有研究，他翻译的东西，伦敦方言他都知道。反而当时，在解放前有一些外教都要向他请教，比方说Let’ s和Let us有什么不同，他就能讲出好多不同来。所以要进行翻译，首先要做一个杂家，知识储备要足。另外还要多请教，向书本请教、向别的师友请教，现在还可以说向网络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