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

　　“就在华尔街大鳄出手做空黄金之后，忽然间杀出一大群‘中国大妈’，不管是在内地还是在香港见到金店就往里闯，不管是金条还是金饰品统统一扫而光。”上面这段文字更像一段绘声绘色的故事情节，“五一”小长假期间经众多微博反复转帖，旋即与“中国大妈”一样火爆。

　　令无数国人对“火爆”深信不疑的是另一段文字报道，其大意是国际金价终结十年只涨不跌神话不到月余，经一群“中国大妈”筹集千亿元人民币，在短短十余天内抄底抢购黄金300余吨，迫使国际现货黄金市场出现了十数个百分点的回升。

　　可是，这300余吨黄金及千亿元人民币的购金巨款，迄今缺乏有说服力的权威数据及事实证据加以佐证。人们更无从知晓，“中国大妈”所抢购的300余吨黄金，是金条、金块等现货金，还是用现货金所加工成的各类金饰品。而区分现货金还是金饰品，是区分此轮“抢金”潮是投资行为还是消费行为的关键前提。

　　部分国人已知晓，一个中国和一个印度，的确系全球最典型的黄金消费大国，类似“中国大妈”这样的“集中消费”虽说能在一定时间段内起到左右金价走势的作用，但决非决定金价走势的决定性力量。如果上文所引用的尚无法验证的300吨黄金主要以金饰品为主，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它不可能是构成此轮国际金价止跌回升的主因：第一、金饰品价格远高于现货金，一旦购入很难通过正规或地下两种渠道回购变现。第二、尽管黄金仍然充当着全球汇市波动尤其是非正常波动的首选避险工具，但其避险作用机理主要依赖黄金现货或期货交易加以实现。何况避险保值或增值的综合成本远比炒股要高。而且，大都数从未参与过黄金现货或期货交易的国人并不知情，从事黄金投资，并以年度作为持有周期，假如在此持有周期内黄金价格未能实现至少15%的升幅，在剥离掉资金使用成本和“资金沉淀成本”、交易手续费、交易佣金等一干费用之后，持有者基本无利可图。而基于目前构成黄金现货价与期货价的全球宏观经济大环境及金融资本市场大环境，若说国际炒金机构包括中国的炒金散户，趁金价明显走低之机在大肆“吸货”，则明显缺乏证据支持，甚至连基本的“吸货”动因都不具备。

　　由于国际金价走低的成因实在太复杂，我们不敢轻率作出此时不适宜入市炒金的判断，但我们有责任善意提醒炒金者此时入市当审慎。而另一方面，如果消费者家里有行将外嫁的女儿或行将娶媳妇的儿子，趁此时金饰品价格尚未回升至此轮降价的起始价位之机，主动出手购买金饰品用于女儿陪嫁或用于向新媳妇赠送“见面礼”，其行为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类消费属典型的刚性消费，甭管金饰品实际价格高低，这类消费该出手时必须出手。何况，趁金饰品价格还较低时出手肯定划算。

　　综上所及，国内媒体作出“中国大妈”战胜华尔街大鳄的推断，形同一则美好的谎言。可我们大体可断的是，“中国大妈”意外蹿红网络，再次触动了中国人缺乏正常投资渠道的窘迫与无奈，适才引发了一轮令华尔街也多少感到意外的“抢金”潮。

　　可能正缘于此，我们注意到呼请政府为百姓开辟“小本投资”多元渠道的呼吁。这样的呼吁听起来特悦耳，占据道德与情理的所有制高点，老百姓肯定持普遍赞成态度。可问题在于，投资不分本钱大小，亦不分民间还是其他，均系市场行为，乃个人选择或市场法人选择，存有天然的投资风险，对照市场理论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定位，政府是否有责任和义务为民间开辟多元投资渠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