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好搭档，互助敛财
为了让自己的犯罪行为可以更好地掩人耳目，甄兆忠开始盘算给自己找个“搭档”。合适的人选很快出现了。一次闲聊时，在村委会担任副主任的苑宪军（另案处理）向甄兆忠透露，他在村委会干活工资太低，自家经济条件又比较差，所以准备辞职，外出打工多赚些钱。
“何不拉他一起干呢？”接下来的一段时间，甄兆忠多次请苑宪军到自己家吃饭，一起抱怨工作清苦收入少。几次试探后，甄兆忠告诉苑宪军，他想虚报冒领一些补贴款，有钱了才好为村里多做点事，自己也能赚点辛苦费。这想法让苑宪军大为赞赏，两人一拍即合，共同把黑手伸向补贴款。
在随后的犯罪过程中，苑宪军果然成了甄兆忠的得力助手。在镇上要为村里增加直补面积的时候，苑宪军会在实际扩大的种植面积之上再虚报一部分面积，然后将多出来的补贴面积数按甄兆忠的要求分摊到一部分村民名下。由于这些村民领取补贴款的“一卡通”都由甄兆忠保管和支配，两人这样做顺风顺水，非常方便。为了更隐蔽地行事，两人在冒领补贴款的时候还经常变换村民的姓名，可谓机关算尽。
“在分地的第一年，村里各小组长将各户的实际补贴亩数报到村里，村里制成总表，以后五年就是按照这个表来发放。每年我确定能虚报出多少补贴亩数，然后再提供人名，这些人的‘一卡通’都由我控制和保管，我让苑宪军把这些虚报的面积分摊到我提供的人头下。至于具体怎么分摊、每个人分摊多少，都由苑宪军来操作。”甄兆忠供述时这样说。
村民的“一卡通”为什么一直在甄兆忠手里呢？原来，为隐瞒犯罪行为，甄兆忠和苑宪军通常以“办理农村医保”“办理低保”等作为幌子，利用村民对他们的信任，把村民的身份证收集上来，拿去办理领取补贴款的“一卡通”。而后，两人再以手续繁琐没能成功办理为托词，将身份证还给村民，把“一卡通”扣下，使村民对自己“被领取”了“一卡通”的情况毫无觉察。直到案发时，有些村民还被蒙在鼓里，以为甄宪二人是为村里办实事的好干部。
“2009年，我开始帮甄兆忠虚报小麦直补面积。2012年至2014年，每年春节的前几天，甄兆忠都给我送来3万元现金，他说是辛苦钱。我自己也知道这是虚报骗取的补贴款，因为村里也没有其他的经济收入。”苑宪军到案后，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