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并没有固定的驻扎地点，有时候是在学校，有些时候睡草窝、牛棚，“刚到部队那会，住的是民房，屋里没有桌椅床凳，我们就用麦秸打地铺。整齐的背包排放在一起，大家席地就坐，开始谈话。”这次谈话成为盛钊走出家门后打动心灵的第一课。
“当时指导员告诉我，从今天开始，我就融入红色革命阵营，成为革命大家庭的一名小成员。道路是曲折的，过程中也有付出，不仅仅是苦和汗，甚至是鲜血和生命的付出，而眼前最现实的，就是要过好两大关口，一是行军跑路，二是学会生活自理。”指导员的这番话11岁的盛钊不见得能够全部消化，但是却深深地烙进了他的心里。
盛钊说，那个时候，他们刚刚创建的根据地面积小，用当时的话说“一枪就能打透”且不断受到敌人的骚扰。部队常转移，少则几十里，多则百十里，平时的饭是小米钢盔（窝窝头）萝卜条，紧急情况下，饿着肚子也要打仗跑路。“我所在的这个班是宣传队一区队三班，共有十多位同志。年龄大、个子高点同志大都全副武装配有长枪、手榴弹等，年龄小的只配有一至两枚手榴弹，就是在那样的境况下，我成为一名真正军人”盛钊说，“我年龄小，配发的军装袖子长出来有半米”，刚开始的时候，频繁地行军和打游击，他有些撑不住，但渐渐地，他习惯了背着两个手榴弹、一双布鞋，走到哪里住到哪里的生活。
1941年秋，边区政府筹建抗日中学，盛钊所在的宣传队在指导员的带领下，集体转入湖西抗日第二中学。
吃百家饭过年，为教育战俘与其同吃同住
“那是1941年吧，我们被敌人包围了，除夕夜里我们走了100多里路，困得不行了就在草窝里睡着了，早上醒来的时候是大年初一，大家就在草窝里过了个年，早上吃的也是从附近村民那里筹来的饭。”盛钊说，有些饭菜是平时用来喂牲口的，但在战争年代，这些却都很奢侈。
由于盛钊所在部队司令部的宣传队，主要从事宣传，他并没有拿着真刀真枪与敌人正面交锋过，惟一一次与战俘的接触，让盛钊至今都难忘。当时那名日本战俘心理上十分抗拒，不愿意配合，于是盛钊就与其吃住在一起，进行长时间的教育。抗战胜利后，这名日本战俘返回了自己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