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援助并不只是心理工作者的事，而是全社会的事。灾后重建，工作固然繁杂，但政府部门，必须持“以人为本”的高度责任心，把工作落实到细节处。

　　雅安震灾，已经过去了5天。但现在我们还不能松劲，现在，到了强调灾后重建和灾后心理援助的时候。

　　灾后心理援助，是汶川地震，用幸存者的鲜血和痛苦换取的宝贵经验。我们不会忘记，汶川有那么多人，依旧长时间生活在过去的阴影和创伤里。我们不会忘记，北川县农委主任董玉飞和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曾经强忍悲痛坚持参与救灾的干部，却在灾后一直无法走出亲人逝世的悲痛，最终选择了自杀。

　　因此，这次雅安震灾发生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第一时间启动心理援助应急行动，所派出的专家包括正驻扎在北川心理援助站的心理援助工作者。而来自北京、湖北、江西、内蒙古的心理辅导志愿者，也都纷纷奔赴灾区。目前，心理援助工作已经展开。

　　我们相信，专家在专业援助方面比非专业的公众更有发言权。但是，基于历史经验，我们还是想强调几点：

　　一是，心理援助并不只是心理工作者的事，而是全社会的事。灾后重建，工作固然繁杂，但政府部门，必须持“以人为本”的高度责任心，把工作落实到细节处，避免“好心办坏事”和“无心之过”。从灾情、社会援助、物资力量、政策信息等的及时有效地传递，到救助、慰问、帮扶的各类措施，都必须以恢复民众安全感，以及不在民众伤口上撒盐为首要宗旨。

　　二是，心理志愿者的心理援助必须建立长效机制。如从事过汶川心理救援者所言，“不能持续是最大的伤害。”频繁更换心理援助人员，对受援助者而言，就意味着需要一次又一次地揭开心头的伤疤。为了避免这类情况，对心理援助志愿者需要有部门统一归口管理。

　　三是，要注意落实心理援助细节。包括援助对象要科学规划，覆盖到全部灾区；不要对某一群体多次重复心理援助；专家在进行灾后心理研究时，应要避免对研究对象的二次伤害。比如，已经提到的汶川震灾心理援助的一个具体教训是，大量发放调查问卷反而导致了被研究者或被援助者的厌烦心理。

　　此外，心理援助，固然要关注丧亲家庭、肢体创伤者等，但同时要注意，尤其不能忽视孩子。孩子幼小的心灵，可能难以排解由于震灾引发的关于生死的大问题，以及恐惧的阴影。这些潜在的创伤同样需要我们的关爱和重视。

　　总之，专业的事让给专业的人士来做。也许相关的建议会有“饶舌”之嫌，但是，请理解我们的拳拳之心。因为，雅安也是“我们”的雅安！

　　本报特约评论员刘志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