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处在什么发展阶段，城市化(城镇化)会是增长的引擎吗，中国可以走向高收入俱乐部吗？……5月18日下午，经济学家陈玉宇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MBA/MPAcc2013年全国公开课济南站”开讲“中国经济升级版：宏观经济稳定政策与发展机遇”。

　　他预测，城市化将成为中国未来经济繁荣的基石，应打破层级结构给城市更多治理权。中国的城市化不是太快了，而是太慢了；中国的城市不是太大了，而是太小了，“12年后，烟台这种水平注定是一个五六百万人口的大城市。”

　　谈国情：

　　人均GDP是韩国1986年水平

　　中国现在处在什么样的阶段？一开场，陈玉宇教授就抛出了一个大话题。他介绍，过去30年，依靠政治稳定、市场力量、产权保护和政府基础设施投入，中国完成了从贫困陷阱到中等发达国家的跨越。

　　“从贫困国家1000美元以下发展到3000美元以上，这叫超越贫困陷阱。”陈玉宇说，看似很简单的一组数字，但世界上能够完成超越的并不是特别多。

　　他介绍，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目前人均GDP9000多美元；按照过去三年的名义汇率计算，人均也有6100美元，是个标准的中等收入国家。“不要高兴太早，这仅相当于韩国1986年的水平，日本1963年的水平。”

　　从产业结构看，中国目前农业占GDP的比重是10%，相当于韩国1985年的水平，相当于日本1956年的水平。

　　从城市化水平看，相当于韩国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水平，相当于日本1950年的水平。

　　接下来，中国的难题在于能否复制日本、韩国的路线，人均GDP从1万美元升至2万美元，从中等发达国家迈入发达国家俱乐部。

　　需要提醒的是，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全世界成功完成从中等发达国家到发达国家的只有日本、韩国、马耳他、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

　　论产业：

　　最大挑战——创造性毁灭

　　陈玉宇认为，中国能否复制日本、韩国的路线，人均GDP从1万美元升至2万美元，从中等发达国家迈入发达国家俱乐部，取决于两点：产业的技术升级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

　　过去三十年，我们在劳动生产力不提高的情况下，依靠雇佣更多的工人、更多从农村来的闲置劳动力来扩张生产规模。这种模式现在已经走不通了，中国工人工资已经进入长期持续提高的阶段，我们的劳动力总人数已经开始降低。这迫使我们必须依靠技术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够迎接工资提高的需要。

　　“如果我们不能实现升级，工资提高就会停止，这就叫中等收入陷阱，走向阿根廷的老路。”

　　他特别提到，在技术升级的过程中，有些企业，有些行业是无法单纯依靠技术改变命运的，比如说劳动密集型的纺织服装行业，没有成长空间的企业不得不关闭、不得不转移到东南亚去。

　　经济学家马歇尔在100年前举了一个例子：跳出贫困陷阱的时候你栽了一片松树林，尽管野蛮生长，但很旺盛。当你希望这片林子从10米继续长到30米高时，就会发现松树林的基因决定它只能长到10米。要实现增长的要求，你需要砍掉松树林，更换上红衫木。在经济学上，这就叫“创造性毁灭”。

　　“问题在于，中国的这篇‘松树林’几乎是同时栽下的，如果同时砍掉，我们的工作在哪里？这是一个挑战。”

　　聊城市：

　　市长更喜欢工人而非市民

　　城市化，或城镇化，是当前理论界讨论的热点。山东青岛也在今年4月份启动了“镇级小城市”培育试点工作。长期观察城市化进程的陈玉宇认为，城市化要想成为支撑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巨大引擎，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

　　他认为，城市化的速度太慢了，城市太小了，中国100万—1000万、尤其是300万—1000万人口的城市数量太少，严重制约了城市的聚合效应。城市化本来的核心是市场力量追逐积聚带来的利益，自然而然形成的结果。二战之后，大约四十个国家迅速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城市人口增长率平均速度是5%-6%，中国只有北、上、广、深城市人口增长速度达到这个水平，其余大部分城市增长率只有3%。

　　在GDP指挥棒下，中国的市长更喜欢工人而不是市民。

　　据他预测，中国目前600多座城市中，未来将有三分之一的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同时也将有三分之一的城市人口因此缩减。像烟台这样的地区，12年后注定是一个五六百万人口的大城市。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治理权的不平等。中国城市发展继承了很多计划经济和命令经济的色彩，我们有部级城市、县级城市、镇级城市，层级结构仍是计划模式。在欧美，一个5万或10万人口的小镇，在管理和治理该城市的经济权力方面，和纽约市拥有差不多相同的权力。中国的城市化应该做到行政层级权利与城市的治理权利相分离。

　　(新浪山东 陈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