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后，中国南北和东西部的体制化差别进一步放大，体制依附性最低的东南沿海，部分地方的主流社会不但没来得及形成像样的酒桌文化，甚至开始朝着悖离典型中国酒桌文化的方向发展。
中国酒桌文化的强弱并不完全由其体制化程度排名决定。北京、山东就是两个明显两个特例。
1980代末，北京就与周边形成鲜明对比，公务和商务宴请少有劝酒、灌酒。或许因为北京是权力中心，官员扎堆，不敢随意造次；等级制森严的环境，酒桌文化对所有人都是极大负担。此外，北京官员受教育水平远高于外地，外事交流也让其视野更开阔，不易形成酒桌文化。
山东未必是公认酒量最大的地方，但却是公认的酒桌文化第一输出大省。如果以体制化程度看，山东其实是北方地区体制化程度较轻的地区，但它又被公认为官本位思想最强的地区。这或许是其酒桌文化地位的来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