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家

　　对依法本应“疑罪从无”的被告人，不管是“判死”还是留有余地的“判活”，都是错判；“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则是对“传统治恶理念”的纠偏。

　　5月6日，《人民法院报》刊发最高法有关负责人署名文章《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对于错案的危害及如何防范冤假错案，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思考。文中对错判的“功过论”，招来不少质疑。

　　从该文整体来看，着重谈的是错案对司法的危害，以及对如何防范冤假错案的思考。“功过论”引发的争议，在网络时代的“碎片化阅读”中被明显放大了。

　　“功过论”的原文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案件，包括河南赵作海杀人案、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案，审判法院在当时是立了功的，至少可以说是功大于过的，否则人头早已落地了。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干预和压力，法院对这类案件能够坚持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已属不易。”

　　从司法公正的角度来分析，对依法本应“疑罪从无”的被告人，不管是“判死”还是留有余地的“判活”，都是错判。认为法官在外部压力之下能保住被告的人头就是“功大于过”，因此而引发质疑也是意料之中。

　　文章还提出，“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中国自古以来都是“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的治恶理念。相对于此，这个提法相当激进、大胆。“错放”的说法值得商榷，但其传达的核心意思，还是重在观念上的纠偏，真正在司法实践中，对疑罪从无的嫌疑人，要合法地放。

　　此外，该文颇受肯定之处在于，它坦诚了法院的错判在很多时候乃是由于外部压力所致。如文中直截了当地指出，“在我国现实情况下，冤假错案往往是奉命行事、放弃原则或者是工作马虎失职的结果。”应当说，这道出了一些冤假错案的根源，也道出了不少基层法官的心声。敢于在舆论上公开与干扰司法的外部压力“吐槽”，这也不失为一个进步。

　　但外部压力并不是足以证明法院“留有余地”就是“有功”的理据。如果说在一些基层法院，法官的裁判有时确会受到来自地方官员的压力，那些超越了地方保护的上诉审法院也有坚持“错判”的情况发生，难道他们也受到了来自基层官员的压力？中国司法制度之所以要设立“四级二审终审制”，甚至死刑案件还要经过由最高法院负责的“死刑复核程序”，就是为了强化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审级监督，并为排除地方的不当干涉提供制度保障。

　　当然，要让基层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加大法官的职业保障、为法官抗拒外部压力提供更多的制度“保护伞”，仍是有必要的。而基于现行制度，将维护司法尊严的独立裁判最大化，也应同步推进。

　　在这方面，该文倒是提出了不少值得认可的原则，如对“程序公正优先”的强调，明确应“充分发挥辩护律师在防范冤假错案上的重要作用”，提出应借用“科技力量”和争取“社会监督”等。这些举措虽多为法律常识重述，放在当下的司法生态中却又很有针对性。

　　而针对某些个案所表现出来的律师与法官的紧张关系，该文也站在法院的层面进行了反思，文章谈到，“个别律师不遵守规则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但法官是否也存在小题大做、反应过度的问题？思想深处有无轻视刑事辩护、不尊重律师依法履职的问题？工作关系上有无存在重视法检配合而忽视发挥律师作用的问题？法官是否恪守了司法中立的原则和公正的立场？”这些问题，确实值得法官们都来认真想一想。

　　□王刚桥(法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