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石男专栏    

　　4月20日，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的7.0级强震，将中国红十字会再次置于尴尬境地。该会官方微博发布的相关赈灾信息，竟被数万网友用“滚”字回复。而在雅安地震当天(截至晚上7点)，中国红十字会仅收到捐款14.28万元，与此同时，民间公益组织壹基金却收到捐款2240万元。

　　不过，这个数字对比并不代表红十字会的真正筹款能力，只部分反映出它在以分散个人为主体的民众中的动员能力。4月20日是周六，而公对公的账号捐款在周末是不开通的。当周一来临，红十字会立即“站起来了”，仅内蒙古伊泰集团一家就委托其向雅安地震灾区捐款1000万元(2008年，这家企业也是通过红十字会向汶川地震灾区捐款2000万元)。相信随着工作日的延展，红十字会在募款数字上将迅速、远远地将壹基金甩到身后———只需要几家央企的友情支援即可做到。

　　但中国红十字会的信任危机远未得到缓解。在深圳，人们一见当地红十字会为地震募捐，纷纷绕行；在另一地，甚至有组织打出“本次募捐活动与中国红十字会无任何关系”的横幅。与此同时，关于红十字会的各种负面传言甚嚣尘上，以致该会不得不在两日内四次发声明回应：没有向台湾红十字会收500万“买路钱”；红十字会工作组是去灾区“评估”而非“考察”；壹基金早从红十字会中独立出去，二者没有任何关系，壹基金下拨善款不用经过红十字会(有趣的是，壹基金也发表了同样的声明)；戴所谓“浪琴”表的是记者而不是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而且那块表也并不是浪琴，只值400元。

　　与水深火热中的红十字会相比，壹基金此次虽也曾遭遇质疑，但总体而言全线飘红，大有成为民间公益领军人物的势头，其在地震后的专业化程度和组织效率也颇突出。雅安地震翌日凌晨4点，壹基金就推出救灾应急预案：第一阶段是紧急搜救，主要挽救生命、抢救物资；第二阶段是自灾害发生起4-8周以内的灾后安置，保障灾民基本生活需求；第三阶段是灾害发生后1-2年内的灾后重建，为灾后儿童提供心理康复设施和服务。与此同时，壹基金两大救灾系统也浮出水面：一是壹基金救援联盟，由200多家救援队组成，任务是灾后3天紧急救人。二是民间联合救灾联盟，由200多家各类N GO组成，任务是救灾物资配送及灾后建设项目。

　　耐人寻味的是，正当红十字会狼狈不堪时，壹基金创始人李连杰突然在微博上小心翼翼地为前者说话：“要允许任何一个公益组织在成长过程中出现技术选择的偏颇。毕竟，红十字会在人类历史上做出过很多贡献。请大家对红十字会的工作给予支持。”但立即有网友指出，中国红十字会与国际红十字会并非一回事，二者也没有从属关系。国际红十字会在人类历史上的贡献，安不到中国红十字会身上。

　　平心而论，中国红十字会在历次救灾中，并非全无贡献，近年它也一直致力于摆脱信任危机。郭美美事件后，中国红十字会成立社会监督委员会，坚称要主动接受社会与公众的监督。就在雅安地震的前一天，该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还在一个论坛上发言说，感谢社会公众对红十字事业的关注和监督，期望能与有社会责任心的公众一起携手，打造规范、透明的红十字会。

　　但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些努力与表态，并不能帮助中国红十字会摆脱信任危机。种种或真或假的丑闻仍如雾霾笼罩着中国红十字会，使其黯淡无光。

　　中国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本质上更像一个自上而下的政府机构，其由于官方背景，很容易获得机关、国企与私企的青睐，进而获得大笔捐款，但这种青睐并非建立在真正的信任基础之上，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益交换的结果。企业向官方慈善机构捐款，更容易获得曝光度、政治奖赏、退税、优先拿到政府主导项目等利益。相较之下，欧美各国的红十字会虽也有半官方组织的色彩，但与中国红十字会不同，前者的运作基本是独立于政府的，其成员也不靠纳税人养活，更重要的是，其公信力基础是自下而上以志愿者为主的救援结构，以及透明、公开、接受监督与约束的运作机制。

　　中国红十字会还会再红起来么？这个问题没有统一答案。对政府而言，红十字会始终根正苗红，它将继续呵护乃至保护红十字会，因为如果没有红十字会，它就很难在慈善领域内实现“管理社会”的目标；对企业尤其是国企而言，红十字会也从未真正变黑，它们仍是最好的合作伙伴；只是对民众而言，红十字会要想再红起来，可能是相当艰巨的任务。因此，红十字会丧失的只是民信力，而非“公”信力。

　　遭遇严重而暂不可逆转的民众信任危机，这是中国红十字会的悲剧，但对中国公益的整体发展未必是坏事。信任危机导致红十字会垄断地位的削弱，民间慈善机构或可得到更多的发展机会。越来越多的个体开始避开传统的官方捐款渠道，选择壹基金等民间公益组织，甚至委托“肉唐僧”、李承鹏等他们更信任的意见领袖。官方与民间在公益领域的此消彼长，正在微妙地发生。

　　尽管中国民间公益的空间和信任度在逐步提升，但它的组织化程度、专业效率及规模还远未达到欧美国家的水准。虽然已初步出现凝聚和联合的苗头，中国民间公益从整体来看仍似一盘散沙(五年前我曾作为牛博网汶川地震赈灾发起人和执行人之一前往灾区，当时民间公益的状况与今日并无大异，只是今日多了个壹基金)。壹基金之外，并无二基金、三基金；“肉唐僧”也常为自己的模式无法复制而焦虑，他也许没发现，问题在于人们不是信任他创造和提供的制度，而是信任他及其伙伴的人品。事实上，“肉唐僧”模式高度依赖于其个人人脉和个人风格，很难真正实现组织化，也就谈不上可以复制的制度。(作者系西南民族大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