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诉人：3、公诉人向法庭出示被告人薄熙来妻子薄谷开来的证言，关于该事实薄谷开来有1份证言及1份亲笔证词。

　　主要内容：

　　我和薄熙来在大连的家里、沈阳的家里、商务部的家里、重庆的家里都有一个共用保险柜，我们共用的保险柜只有一个，这个共用的保险柜只有我们两个人能打开。

　　当时我陪瓜瓜在英国读书，每年都回来三次，每次走的时候都会从我和薄熙来共用的保险柜里拿钱带到英国去花。我记得我从我和薄熙来共用的保险柜里一共拿过三次钱。在沈阳家里拿过5万美元，具体时间记不太清了，但应该是2002年或2003年，因为2004年薄熙来就调到商务部工作了。

　　2004年下半年，从北京家里与薄熙来共用的保险柜里拿过一次人民币，有几万人民币，具体金额记不清了。

　　在北京东城区新开路71号的家里拿过两次，一次是几万元人民币，一次是8万美元，拿走8万美元的时间我记得比较清楚，是在2005年下半年，我从保险柜里拿走的美元都是百元面额的。

　　这些钱是薄熙来放进去的，因为这是我们两个人共用的保险柜，只有我们两个人才能打开，别人是打不开的。我把这些美元都陆续带到英国，用在我和瓜瓜在英国的开销了。我拿走的人民币也被我陆陆续续花了，用在我们的开销上。

　　我们家在大连有一个保险柜放在书房内，是我和薄熙来共用的。调到沈阳工作后，一起把保险柜搬到了沈阳家中的书房内，后继续搬到了北京家中的书房内。柜中存放过美元和人民币。这些钱我每次出国都会带一些。我曾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分别从中取出过5万美元、8万美元和几万人民币。除了随身带去的部分，余下的存入我在中国银行的两张信用卡中。从保险柜内拿走的钱都在国外生活中花了。

　　审判长，该组证据出示完毕。

　　审判长：被告人对公诉人出示的证据是否有异议？

　　被告人：我觉得谷开来的证言非常滑稽、非常可笑，因为我举例来说，在北京，谷开来的证言并没有说是我将5万人民币、8万美元收了，放在柜子里，你来用，我并没有跟她说，如果说从柜子里拿走这些钱，她怎么说我往里放的5万、8万美金？第二，共用的保险柜里面，人民币也好美元也好，并不只5万元美元、8万美元，人民币有几十万，她拿走的那些钱她怎么能就知道是我放进去的5万元人民币呢？再有，那里面也不是8万美元，在中纪委查我的时候，她有什么证明说是我放进去的8万美元她给拿走了，而且怎么能够那么准确的判断就是我放进去的8万美元？谷开来就在我们71号房另外一个巨大的保险柜里放着很多钱，大大高于这8万美元和大大高于这5万元人民币。

　　审判长：你首先要发表公诉人刚才的证据你有什么意见。

　　被告人：谷开来所具备的钱远远高于5万美元、8万美元、5万元人民币，她有那么低级在我们共用的保险柜里面每次花的干干净净？

　　我觉得不合常理，而且事实上她的钱远远超也这个数字。而且她对那么大笔钱都说不清楚，怎么能可能把5、8、5说得那么清楚。

　　审判长：辩护人是否有异议？

　　辩护人：第一我们对谷开来作证能力提出质疑，谷开来因故意杀人被判死缓，第二按照在案的证据显示其有精神障碍，这样一个精神状态的人能否作证，作证时是否清醒不得而知，这些证据能否可信，都值得怀疑。谷开来的证言均不可信，理由是第一谷开来不应该这么巧就记得这三次拿钱，大致的时间也能对得上，数额大致也能对得上，如果没有谷开来的证言，光唐肖林和薄熙来两个人，我认为还可以再推敲，谷开来是2000年去的英国，其出国前一直作律师，其当时的人民币至少有4000万，就是到2002年的时候谷开来有这么多钱，有这么多钱，其单纯就记得这5万人民币、8万美元，这实际上是不可想象的，这不符合一般人的逻辑推理。第二点刚才被告人也讲，他们共用一个保险柜，而谷开来有很多的钱，这个保险柜里只薄熙来往里放钱吗？谷开来会不会是不是也往里放钱？怎么有判断她拿出来钱全是薄熙来进去的？她说我带到了境外，我们国家对境外的带外汇是有限制的，每个人每次出国只能带5000，大家可以设想一下，2002年的时候5万美元要带5年，带到境外要带到2007年，她怎么能够说到那里一看有5万美元？她讲把将钱分别存在银行卡，办案人员到相关银行的钱打出来了，在谷开来的相关银行卡的当中，没有任何一个涉案钱款相吻合的证据。谷开来其没有作证能力，谷开来说的全部的话都是假的。

　　辩护人：因为杜世岩的证言可以证明，时间可以断定一定是2008年9月中下旬以后，唐肖林送钱是在被告人住的沈阳的友谊宾馆，被告告人住的沈阳的友谊宾馆，被告人薄熙来在友谊宾馆住的时间是2002年6月份，也就是说到了2002年9月份被告没在友谊宾馆，那么唐肖林说的这次见面是不存在的。还有，唐肖林说当时送钱的时间薄瓜瓜也在家，但现在我们的案子中没有薄瓜瓜出入境的记录，但是有谷开来的出入境记录，我们对了一下，2人出入境的时间是一致的，但薄瓜瓜早于9月份就到英国上学了，所以9月份下旬薄瓜瓜不可能在家，所以说唐肖林看在薄瓜瓜在家是不正确的。还有，薄谷开来9月1日就出国了，直到11月5日才回来，不可能去拿这5万美元，所以，关于这5万美元的证言不可靠，唐肖林在说假话。还有，关于5万元人民币的事实，这个事情没有任何谋利的事项，对于宋振军的证言，说在香港消费的事，但该证人对到底消费在哪，是没有证言证实。另外，对于2004年5、6月份5万元人民币，这个事没有任何谋利的事项。关于8万美元的证言不可信，因为8万美元的证据，唐肖林几次笔录都说是在2005年8、9月份送的，但是在录像中，他说的是4、5月份，但这件事情是有证人是张文胜证实的，刚才讲唐肖林8万美元，张文胜给了他1万美元，张文胜说的很清楚，是在2005年6月份后他给唐肖林的，但唐肖林给被告人送这个钱绝对不可能早于2005年6月份，只能是在2005年6月以后，那么对于唐肖林说的这个事件是有矛盾的。

　　公诉人：辩护人说到证人谷开来精神上有问题，而认为她的证言是非法的，公诉人认为不成立。刑诉法明确规定了证人的相关作证条件，谷开来作证时是2013年3月作证，当时她已在服刑，根据其精神鉴定，结论是她控制能力减弱，但不能证明其的思维和证明能力减弱，且她在作证时已经消除了导致其控制能力减弱的条件，辩护人认为谷开来精神上有问题不能作证不能成立。辩护人还讲谷开来证言内容不真实，谷开来的证言是很清楚的，她说到她与薄熙来共用的保险柜只有这一个，且这个保险柜被告人当庭予以认可，且这个保险柜随着薄熙来工作调动一直搬迁最终到北京，在这种两人知情的前提下，薄谷开来从中拿这钱证实是薄熙来的钱是很正常，只有他们2人能打开的前提下，她的证言是真实的，至于辩护人说薄谷开来曾为律师，很有钱，即使是她挣钱再多，这也不能说她这3次她没有拿钱，关于辩护人称唐肖林证言不可信的问题，公诉人认为不能成立，对于5万元送钱的地点问题，唐肖林多次证实是送到被告人沈阳的家，其中是有一次提到是送到被告人住在友谊宾馆的住所，公诉人又为此再次和唐肖林进行了核实，唐肖林说之前说的友谊宾馆是其的口误，且还有大量证据能证实薄熙来家庭搬迁是2002年6月份搬到沈阳，所以说，唐肖林的证言对具体时间地点的个别的差异已进行了纠正，2005年8、9月份送8万美元的问题，录像中唐肖林说时间他也记不清了，我们认为这也符合记忆的规律。还有，谷开来在证言中讲到2002年或者是2003年在家里拿了5万美元，所以辩护人以此来否定谷开来的证言也是不客观的。对于宋振军证言的怀疑，认为到香港消费的钱是其他的钱，需要强调的是宋振军的证言能够印证唐肖林的这一说法，从账单上可以证明给他拿了这5万元人民币的，不能得出被告人猜疑的这笔钱就是其他的钱。综上，唐肖林证言是可信的。

　　被告人：我补充一两点，第一个，刚才公诉人讲唐肖林讲友谊宾馆、市府大院他是口误记错了，这是不可能的。沈阳的友谊宾馆是别墅区，而省政府我的家是宿舍单元五六层楼，这个都能记错，那五万八万怎么能记得那么清楚？第二个，刚才讲到我们有一个共用的保险柜，随着我的工作的搬迁不断的移动，这不是事实的，我现在的保险柜就有六七个，这个情况搞错了。再有一个，说唐肖林跟宋广仁打过招呼，这个钱给薄熙来的。如果这也算证据，那任何行贿的人在行贿前找个人，打个招呼，这个钱我给某某人，然后他贪了，这也可以成为证据了。

　　审判长：辩护人还有无新意见？

　　辩护人：刚才公诉人称薄谷开来的精神状态完全可以作证，我们质疑会不会导致她的记忆力减弱。第二，公诉人说原因已消除了，但不知道消除的原因和方法。我们也提供了很多客观的证据，证明这些钱没有。还有两个具体的事实，一个是送钱的地点友谊宾馆，公诉人称唐肖林是口误，但笔录里没有这个记录，没有记录纠正这个，对于8万美元的送钱时间，他说记不清了，但刚才录像中说2005年4、5月份，而其它的证言他又说8、9月份。最后，关于宋振军的证言，我认为我们的怀疑是完全合理的。

　　我不同意公诉人说控制力减弱并不影响证言真实性，一个人在容易激动的情况下完全可能信口胡说。随后我们有证据证明薄谷开来有多次说谎的习惯，所以不能说控制力减弱对证言没有影响。公诉人称现在已经完全好了，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现在薄谷开来的精神状态已经痊愈。薄谷开来虽证明说先后三次在保险柜里拿过钱，但侦查人员从来没有问过她是不是往保险柜里放过钱。换句话说，如果薄谷开来往里面放过钱，那就无法证明他拿出来的钱到底是薄熙来放进去的还是薄谷开来本人放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