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夺新娘
王飞龙夫妇现在最后悔的就是，当初下手晚了，大儿子24岁了才开始替他张罗婚事，这时绝大多数的同龄姑娘早已成婚。
王飞龙说，自己家经济条件不好，儿子们也没太大本事，媒人都不待见。媒人给王飞龙甩下过一句话，现在家里条件好的男孩，十七八岁就开始相亲了，像你家这样条件一般的，现在才动手，难啊！
王飞龙自己就是24岁结的婚。“那时候农村到处都是倡导晚婚的标语，乡上也得等你到24岁才给办证。可没想到，如今儿子这个年纪谈婚事就已经晚了。”
这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轮回，王飞龙的父亲那一辈也是在十八九岁就得娶妻生子，那时候早婚是为了尽快完成传宗接代的使命，在经历了二三十年间的晚婚光荣之后，到了王飞龙儿子这一辈，又被“男多女少”的困境裹挟着回到早婚的路径。
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夏柱智来自鄂东南的红村，他这几年回家过年时就发现，农村相亲订亲的时间大大提前，村里十七八岁的男孩们就已加入相亲大军了。用当地媒婆的话说，“现在女孩那么少，必须早早给占上”。
该中心另一位博士生魏程琳来自河南商丘，2014年回家过春节时，魏程琳意外地发现，18岁的堂弟阿坤已经订完婚，阿坤的父亲海叔正在实施下个计划，给16岁的小儿子张罗相亲。
海叔掰着指头给魏程琳比画，现在村里的女孩子少得很，处于相亲阶段的男孩子有10个，女孩却只有4个，你不抢，别人就下手了。“亲戚家的一个孩子都22岁了，还没找着对象，家里人为这事都快急死了”。
夏柱智介绍说，在他的家乡，春节前后，青年们陆续回村，许多人在这一个月内把婚姻的所有程序——见面、定亲和认亲、结婚全部走完。“办完没有证的婚礼，就各自外出打工，谈不上了解，年轻人是完成个任务，老人则是卸下副重担”。
西安交通大学的百村调查印证了早婚回潮现象。在其调研报告中写道：早婚回潮说明，在男女性别比失衡的大背景下，男性不得不采取早婚的策略来抢占稀缺的女性资源。
由于女性资源稀缺，争夺新娘的范围被扩大。“现在农村离婚妇女也很抢手。过去农村离婚女性大多被嫌弃，但现在也成了被争夺的对象。”
律师姬如松老家也在豫东农村，他告诉记者，村里去年离婚了12对，女的很快全都被抢走又结婚了，男方则只有3个再婚，其余很可能从此沦为光棍。“12个人里有个是我外甥，后悔得不行。”
姬律师的说法得到了媒人邓孟兴的证实。在他的小本上，二婚甚至三婚妇女都很枪手，“带着拖油瓶也没关系，因为彩礼要得少，越是离婚的，找过来说媒的越多。”老邓说：“我们这儿，离过婚的人再找，叫大媒，给媒人的礼钱都要多些。”
因为实在没有合适对象，一些贫穷农村的男青年的择偶标准一降再降，“只要拣到碗里的都是菜，相貌、年龄、交流沟通什么的都不重要了。” 姬如松告诉记者：“身体残疾、智力缺陷的女性也都有媒婆踏破门槛，只要是女的，怎么样的都能给说到婆家。”
在豫东一个村庄里，中国青年报记者发现，一户人家就因为无力给二儿子支付昂贵的彩礼，只得给他娶了一位智力有缺陷的女孩。女孩基本不能自理生活，家里人怕她跑丢了，只能成年累月地把她关在屋里，吃饭时，再把她放出来。
她的丈夫常年在外打工，几乎不与她一起生活。但对其父母而言，儿子成家结婚算是完成了一桩心事。“有老婆总比打光棍好吧”，年迈的父亲苦笑着对记者说。
一个笑两个哭
鄂中柴湾村的王飞龙没想到，他们弟兄仨在给儿子张罗对象时，竟碰到一个同样的难题：当相亲的女方听说，男方家里都是3个男孩时，都会不约而同地提出要涨彩礼。
女方的解释是，你们家男孩多，负担重，结婚时不多要点彩礼，以后不可能再从父母那里得到什么了。
这样的解释让王飞龙哭笑不得。他年轻时候找媒婆介绍对象时，如果说谁家兄弟多，那绝对是加分项。
那时候，如果没分家，男孩多，壮劳力多，挣得也多，家境肯定更殷实。即便结婚分家了，那谁家的兄弟多，能帮衬的人多，在村里就有话语权。而如今，兄弟多的男孩居然在婚姻市场上要减分。
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魏程琳在河南老家观察到的现象与柴湾村一致。同村的阿凌兄弟三个，阿凌是老大，相亲时，女方要12.8万元的彩礼，阿凌的父母也咬着牙同意了。可没几天，女方反悔了，理由是阿凌家兄弟太多，怕女儿嫁过去后过不上好日子。
魏程琳说，同村20岁的阿亮就更惨了，他家里4个兄弟，他是老大，根本没有媒人愿意上门。他奶奶说，人家女方家庭一听是兄弟4个，连见面的机会都不给他。魏程琳感概说，也就这十来年功夫，时风就大逆转了。
媒人邓孟兴把他手里的男孩分成了3类：一等男，家里经济条件不错，个子一米七五以上，有能力，城里有房；二等男，家里条件过得去，个子不能太 矮，至少上过初中；三等男，经济条件差，身高低于一米六五。“但兄弟多常常一票否决”，邓孟兴说，如果家里有三个以上兄弟，即便条件不错的二等男，甚至一 等男，都会降到三等男。
三等男基本上就是困难户。邓孟兴说，这两三年来，他几乎不给三等男介绍对象，因为成功的几率太低，说不成媒的话就收不到费用，瞎耽误工夫。
夏柱智在回乡记里记述了一个案例。这户人家有4个儿子，至今全都打着光棍， “鄂北农村婚俗，彩礼加婚房，至少20来万”，夏柱智写道：“要给4个儿子都娶上媳妇，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现在四兄弟中最大的已32岁，全家火急火 燎，“全家最后的决定是，4个兄弟合作给一个儿子娶回一个媳妇”，夏柱智说：“毕竟不能断了香火！”
中国农村子嗣观念历来很强大。在豫东的孟庄村，中国青年报记者在与一位老计生干部的聊天中得知，当年为生男孩，村民想出了各种极端做法，“有把全家口粮都拿去交罚款的，有躲在外地几年不回来的，有离婚重娶的，传宗接代，惟此为大呀！”
“子嗣观念今天仍然根深蒂固，但是在当前剩男困境下，这种观念也在发生微妙变化” 。魏程琳说，巨额的结婚成本，把多子多福的逻辑颠覆了，“调研发现，在一些子嗣观念相对较弱的农村，独生子女已成为普遍现象；在子嗣观念强的地区如华南、 华北农村，拥有两孩以上的家庭所占比例也极低。”
这也许就是农民的现实逻辑：必须要一个儿子来延续香火，但也拒绝更多男丁来增添负担。研究人员的判断得到了那位老计生干部的验证：“前年村头老邓家生了个大胖小子，全家乐得合不上嘴，今年又添了孩子，抱出来一看是个儿子，当爹的哇地一声就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