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公 车上书”是中国近代史上极为重大的历史事件。一八九五年四月，在京会试举子一千三百余人云集宣武门外达智桥松筠庵，公推康有为执笔“上光绪皇帝书”，提出 “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等政治主张。这一事件的起因源於一八九五年三月清朝廷签定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激起殿试举人的愤慨。“公车上书”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完成了中国历史上传统文人的国家意识和民主意识的真正觉醒，是近代民主思想的一次集体萌动，某种程 度上开始了中国传统文人从御用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自觉转换的进程。忧患意识虽为雏形，但诏示着民众、学人参与社会意识与公众价值肯定的启悟，它成为“维新变 法”——求改革求变法的革命行动的前奏，成为了后世追求民主救国的知识分子们满腔爱国激情的形象代名词，成为了千百年来儒生践行孔子舍身取义之说的壮举之 指。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近代史永存史册的光辉形象。对於文学艺术创作而言，“公车上书”是极好的艺术表现题材，但近现代文艺创作却极少涉及，直到 一九八九年孔维克的中国画《公车上书》问世。这幅画体现了他对追求民主救国、怀有满腔爱国激情的近代儒生的崇敬及艺术之担当。这个世界通过美术作品又一次 引起世人的瞩目。
孔维克将一百多年前的会试举人康有为、梁启超等数十人分数组放置。将彷徨、义愤等不同神态的士人“集中成似半段城墙、一柱 黑风般的曲线状团块，坠於画面下部，而上部则留有大块空白”。将整个画面嵌入一页放大的、斑斑驳驳、密密麻麻的雕版古书中，给人以庄严感、历史感。人物的 刻画虽写实又略带夸张变形，“以强调形象、动势的个性，在用笔和塑造上追求生涩感、重量感，以烘托悲壮的气氛”。这幅画强烈的艺术形式感及浓郁的艺术感染 力，撼动了无数观众的心灵。他藉此画捧回了第七届全国美术作品展的铜奖。后来这幅画被各种大型展览邀展及各类典籍收入，并被国家定为百年美术史上的经典作 品之一。
孔维克画《公车上书》源於一九八七年夏天的烟威之行。当时的孔维克风华正茂，但骨子里却忧虑茫然，充满矛盾。他非常钦敬和崇拜那些能扭转 乾坤、改变人意识的人物，总觉自己“笔墨生涯几十年从事的职业苍白无力。论其造福人类不如自然科学；就文化建构来说也不如哲学；其震撼人心、塑灵魂又不如 文学，有时还真自惭”。在另一层面上，孔维克还是积极地认为：“既然命中注定自己只能与纸笔丹青结缘，还是尽可能地用画笔来表述自己对人生价值和生存时空 的理解，以求与朋友们交流沟通，也平衡一下自己时不时地冒出来的情感。窃以为，画的审美功能主要是愉悦感官，其中可以是抒情式的，使人看了得以休息，也应 注重‘成教化，助人伦’，表现某种思想、理念，给人以思考。”
进入二十一世纪，倍受美术界和社会各界瞩目的，由国家文化部、财政部联合主办的“国 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工程”中，孔维克凭借着雄厚的创作实力和二十年前《公车上书》给世人的强烈印象，一举中标。当然这一次只是选题的通过，一切都要重新创 作。从小稿到素描稿、从大稿到水墨稿要完全重新开始。
当年那种“强烈的表现欲、坚实的使命感和一种怀古的思绪、一种不安的心态，教我热衷於这么一 群众生，抓取了这么一个瞬间，使之壮观为永恒，凝固成雕像，力图产生悲壮的史诗、无声的交响”又回到孔维克的意识里，而且更加强烈、沉重。这和当下整个学 术及思想领域兴起儒学热有关，和孔维克几十年的艺术与生活之中培植积累与渐进的艺术思想观更有关。换言之，作为二次创作的作品，他的使命感和作为圣裔的担 当意识空前强烈和高涨。
在这幅画的新构思、新构图及人物新的处理的小草图阶段，他多次推敲易稿。他使“上书”的人群之间的动态、表情相互呼应，将 写状、演讲、签名、议论等不同情绪、不同动作的几组人物分置於灰蒙蒙的达智桥外——那座败落的古建筑松筠庵前。画面以写意笔墨结合写实手法塑造出鲜明的人 物形象。以写实与半抽象结合的技法勾绘人物形象，烘托出画面的特殊环境，以期历史而真实地再现那个动人的瞬间。当然历史的真实不等於艺术的真实，艺术的塑 造要靠生活和素养的锤炼。画面上所表现的这众多的人物有张有弛、交织有序，他通过大量的模特化妆写生收集形象素材并进行了生动的笔墨塑造，使之个性突出、 形象传神、呼之欲出。在“公车上书”这一历史事件的表现中，孔维克融入了几十年来全部的圣裔意识和知识分子的良知及责任。可以说是他目前创作中幅面最大、 精神的承载量最重、画面结构最复杂、作品中的人物也是最多的作品。他认为，“对所有参加这一次美术创作工程的画家来说，都应该是一次艺术全面积累的集中迸 发”。这就要求在这次创作中他要投入全身心的精力以及多年积淀的艺术修养。对他过去的艺术道路，也是一次检阅和梳理。他现在唯一期待的是，“通过我的画笔 能为我们值得回味的那段历史展开那精彩的一页，将我所仰慕的先贤定格成难忘的悲壮瞬间，我期待着我的画能与观众产生强烈的共鸣”。
作为历史题材的 创作，值得思考一番的是——从这样一件尘封的历史事件到活灵活现地显现出其遥远的当时所在，就不止於写实和布景。这里面就必然包含一段文学性的想象。孔维 克当下的这幅《公车上书》相比多年之前创作的那张，在思想内涵的挖掘上、构图大势的驾驭上、艺术形式的运用上、笔墨语言的拓展上、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都有着 重要的超越。这里绝不仅是技术上的，更重要的是在重新理解和表现了“公车上书”历史的、政治的、现实价值下的深远的民族意义。尤其在对传统文化大力倡导复 兴的当下社会时期的人文的理解，包含了历史与现今的实用。孔维克几近全力去做这样一项工作，其圣裔的责任和艺术家的担当在所难免。他的精神并没有退到历史 的孤独中，而是带着艺术感觉和文化思考走向了具体的结构和塑形中，这一点便突出了他的精神所在、责任所在。
当然，在他完成的这幅——作为历史题材 的创作，孔维克在构思及画正稿时力求注意的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达到史与实、实与虚的互为补充：营造悲愤怆然、远去尘烟的气氛，渲染强调阴霾、灰朦、薄雾的画 面氛围，刻画这些清末举人交杂着觉醒、痛苦、麻木、超然等不同表情，强调破旧残败的感觉，格调上追求宏大、悲壮、压抑、低沉的效果。
尤其画中局部 的处理从某种角度上讲，显示了孔维克的匠心之所在。譬如，画中的石狮子，虬劲的松柏，精美的椅子，它们被描绘得精确而生动，他用写实和浪漫相叠加的手法给 予了它们不可或缺的价值。抑或是隐喻，抑或是借指，那些在作品里出现的典型环境和细节处理将《公车上书》的艺术价值推向了诗意的层次，将历史的沉重浸淫了 诗意的漫漶。这幅长六米高三米的作品完成后，在山东的学术观摹展及北京的专家评鉴会上都广受好评，被誉为“大题材、大手笔、大境界、大胸怀、大气魄、大制 作”，是当代人物画坛洋溢着时代感、张扬着中国气派的史诗性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