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职后去了哪里？
回顾历史，体制内的人曾三次集中“溢出”。
第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一时期官员下海主要表现为“半下海”，比如有些官员到部门下属的单位与企业中去当领导，“充实基层力量”。这个时候，从体制内辞职往民企跳槽的，不是主流。
第二次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改革开放步伐加快，大量公务员再度辞官。这一时期官员“下海”多为“停薪留职”，不打破铁饭碗，一旦“呛水”，还可回去继续工作。据人社部的数据显示，1992年有12万公务员辞职下海，1000多万公务员停薪留职。这个时候出现了一批响当当的企业家，比如冯仑、陈东升等等。
第三次是2000年前后，政府机构改革精减人员，不少干部辞职。据新华社报道，从2000年1月到2003年6月，全国各地（不包括中央部委及所属单位）共有10304名科级以上领导干部辞职“下海”。
有媒体总结说，2013年开始，新一轮官员辞职下海新浪潮出现。与上述三次不同，新一轮官员辞职下海尽管未成规模，但亦出现了一些新特点，比如辞职官员职位较高，厅、处级干部多，“下海”后多被私企聘去当高管。
这一特点在今年的辞职官员中就表现明显。2015年以来，已有9名官员辞职，其中包括3名地方党政一把手、5名厅级干部。9名官员中，除程希辞职后的去向未知外，有6人到民营企业任高管，1人到民营高校任校长助理。
官员辞职可不可以“说走就走”？
一名在中央部委工作的处级干部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他看来，官员到民企任职，最大的价值在于了解政策、有人脉资源，“企业的许多事情，辞职官员首先‘知道找谁’，其次‘能找到谁’，然后‘能说上话’，最后‘能办成事’，这是民营企业最需要的”。
所以，有人担心官员辞职变成另一种明目张胆的权钱交易，有“对权力二次开发”之嫌。还有人提出，官员辞职下海要防止缘于职务的“期权效应”，即事先将自己的权力巧妙地转换成个人日后“跳槽”的资本。
根据现有的《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立法的意愿很明显，就是想斩断权钱交易的任何可能。但什么是“直接相关”？法律缺乏更明确的界定。有媒体表示，从实际的辞职案例来看，对于需求方企业来说，正是看中官员在某个领域深厚的人脉关系，而不少官员辞职后，从事的依然是和原工作业务相关的工作。比如2007年至2014年，广州共有11位处级以上官员“下海”。其中，出自城建系统的8人中有7人选择进入房企任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