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什么辞职？
辞职原因是公众关注的第一个问题。其中，收入低、晋升难，为了圆梦和“为官不易”等四大原因，是普遍被提及的。
梅永红辞职后，并未进行过任何公开表态，但他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的一次关于公务员收入的访谈，迅速被各媒体翻出，作为其辞职的“注解”。梅永红当时对媒体说：“如果把公务员理解为一份职业的话，中国哪有这样的职业？济宁市有800多万人，GDP 3800多亿，但我所有工资收入加起来，才7000一个月，谁相信啊？下面的县委书记、县长一个月收入3000多，还赶不上在工厂打工的。”
当然，也有官员明确表示辞职和收入有关。2013年7月，28岁的四川省古蔺县石宝镇副镇长赵光华“高调”辞职，在当地论坛发表感言《我为什么要辞去副镇长职务和公务员身份》，一时引发公众高度关注。赵光华直言，当时最大的困扰是收入不行和上升空间有限。“有多大的权力，就有多大的责任。过去，压力和责任非常大，与之相应的，收入却不高，基本上是风险大而收益固定。我当时想，到社会上起码风险越大，收益可以越高。”
今年5月，30岁的黄艳辞去了湖北省秭归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一职。她说，一个月的工资是2000多，算上各种福利，每年拿到手的钱大概是五万到六万，“没有隐性福利”。自己的工资，与从事IT行业的丈夫相差甚远，甚至比不上他缴的税。
除了收入低，晋升难也是被经常提及的一个辞职原因。2010年，25岁的黄艳参加了宜昌市公开招聘科级干部的考试，于3000人中竞争200个名额，最终入职宜昌市秭归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成为“黄副局长”，副科级。“年轻人都很想做些事情，不是怕吃苦，只是吃了苦希望有点回报。但我们的晋升渠道很狭窄。”黄艳说，“我们当中特别优秀的人，两三年就可以‘扶正’，只能说我没那么优秀吧。再者当下选择也很多，不一定做行政工作一路干到底。”5年后，黄副局长选择了辞职。
实现梦想，是辞职官员经常提起的另一个原因。2014年12月，33岁的北京大学毕业生、湖南省临澧县副县长刘涛辞职返回农村老家，通过流转租赁了100多亩土地，发起成立了三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当地建起了红心猕猴桃种植示范基地。今年6月，《湖南日报》刊发《副县长辞官当“农民”》一文，对刘涛辞职返乡创业一事进行报道。刘涛说：中国不缺公务员，也不缺副县长，辞职是为了回归初心。“这些年在基层工作，看到我们的农村还不够富裕，希望自己能为中国的农村、农民做点什么。”
2013年8月，41岁的广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处长陈伟才辞去公职，担任格力电器副总裁。据媒体报道，他曾群发短信告知亲友自己的工作变动，称“在‘中国梦’的感召下，应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邀请，我近日已辞去公职，告别曾经战斗20年的公安岗位，前往珠海格力电器任职”。
2014年12月，51岁的湖南省益阳市政协副主席陈延武辞职。陈延武是医学硕士，长期供职于当地医疗卫生系统，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009年当上益阳政协副主席的时候就萌生了辞职的念头，自己的梦是中医梦，“自己更适合当医生。”
2014年7月，浙江省平阳县副县长周慧辞职。一篇据称是周慧的辞职感言在当地网站流传，称“每个人都应该遵循内心的想法去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就像我明白我想要的是自由的，能自我掌控的生活。”
尽管理由各自不同，但在官方媒体看来，主要是因为“为官不易”。
2014年12月，《人民日报》曾发表评论文章《辞官现象折射“官念”之变》。文章称，辞官者的动机千差万别，但不能说完全与“为官不易”无关。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吏、反腐倡廉成为新常态。八项规定真落实，“老虎”、“苍蝇”一起打，当官有权不能“任性”，更不敢腐败。从严治党、从严治吏的大环境下，过去那些认为当官旱涝保收甚至油水十足的人，发现领导干部很多时候属于“高风险低收入”的“弱势群体”，千军万马奔仕途的热潮自然会有所降温。去职者渐行渐远，在职者应忠于职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