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树斌案异地复查纪实

  在聂案走向听证的过程中,至少有以下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冤假错案平反的大背景,聂树斌家人的20年坚持,律师的细致调查取证,以及普遍认为聂案存疑的社会舆论。

  本刊记者/滑璇(发自北京、济南)

  4月30日晚间,63岁的陈光武再也坐不住了。作为聂树斌案的申诉代理律师之一,他把对山东高院的保密承诺抛诸脑后,一夜连发10篇博客,披露出卷宗中的多幅照片、多处文字记录,尺度之大,令人震撼。

  经陈光武指点,《中国新闻周刊》在一幅黑白照片正中,隐约看到三把钥匙形状的东西尾部分开摊在地上,照片下方有一行手写文字“中心现场发现的钥匙串”。卷宗中,王书金清晰地描述了钥匙的外观和摆放位置,与现场情况相符;而聂树斌自始至终未曾提及钥匙的存在。陈光武表示,三把钥匙很小,又掩藏在玉米秸和杂草中,他仔细辨认许久方才找到,在100米外的工厂里打工的王书金根本不可能发现,“所以钥匙是证明王书金作案的关键。”

  两小时前,有电视台对4月28日的聂案复查听证会进行了报道。节目中,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洪道德给出了这样的意见:“聂树斌关于犯罪工具、犯罪过程和现场发现的情况高度吻合。申诉方给出来的理由……没有找到一个可靠疑点,没到推翻这个证据的本质。”

  节目播出后,网友们普遍认为这是在为聂案复查定调。许多人担心,这场长达十年的申诉,最终将以山东高院“不予再审”的决定哑然落幕。也正是因此,陈光武才冒着被取消代理资格的风险,发布了包括案发现场、行刑现场、受害人遗体在内的多幅照片和文字描述,他说,“问题就摆在那,照片里很清楚。”

  自2014年12月12日最高法院指令山东高院复查以来,聂树斌案从未离开过公众视线。案卷之外,是一场聂家与山东高院、河北公检法系统的三方博弈,场面宏大,参与者数量众多且立场复杂。而案卷内多个疑点的曝光,犹如引爆一枚又一枚重磅炸弹,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关注和广泛质疑。

  “抱最大的希望,做最坏的打算”

  2014年12月12日晚上,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正在家里看电视。自从儿子出事,央视的新闻联播、焦点访谈以及一些法制类节目,便成了聂家的最爱。7点半刚过不久,2013年开始代理聂家申诉的湖南律师杨金柱打来电话:“张焕枝,我告诉你,最高法院已经指令山东高院复查聂树斌的案子了。”这是几分钟前最高人民法院官方微博放出的消息。微博还称,异地复查是“根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和有关法律规定的精神”。

  那天晚上,张焕枝的手机响个不停。等到聂家的6名申诉代理律师之一陈光武打来电话时,张焕枝已经泣不成声:“老天爷呀,你终于睁眼了!”

  撂下电话,张焕枝一边向老伴聂学生转达各种消息,一边自顾自地念叨“现在国家的东风真是好啊,依法治国真是做到实处了。”没想到,向来木讷少言的老伴突然提高嗓门,语气严厉地说道:“你跑了多少年啦?什么时候没有依法治国啊?别盼得那么高!”尽管一盆冷水当头泼下,但想想国家大形势,张焕枝内心对于儿子的案子得到公正审判依然抱有很大期待。

  正如张焕枝所言,中国的司法系统确实刮起了一场平反冤假错案的“东风”。2014年8月,因涉嫌投毒坐了8年冤狱的福建平潭人念斌终得昭雪;2014年11月,涉嫌故意杀人罪、流氓罪的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步入再审程序。据今年全国“两会”发布的信息,2014年,全国各级法院对518名公诉案件被告人和260名自诉案件被告人依法宣告无罪;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刑事案件1317件,其中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得到纠正。

  通过电视新闻,71岁的张焕枝早就注意到了这些利好消息。此前不到一个月,她曾拨通呼格吉勒图母亲的电话,表示问候和鼓励;此前3天,她又专门致电陈光武,询问“内蒙的冤案已经立案,树斌的案子有没有什么进展?”

  与呼格吉勒图的母亲尚爱云一样,得知案子获得进展的第二天,张焕枝一大早便跑去给儿子上坟。面对这个低矮的坟头,她低声念着:“树斌,妈没有放弃你的事情,妈也在努力去做。儿啊,你在那边也不要放弃。这次到山东高院,我不信山东还会再拖9年……”

  之前的9年,申诉路上的坎坷早把张焕枝打磨成了另一个人。2005年,《一案两凶,谁是真凶?》(下称《一案两凶》)的作者、时任《河南商报》总顾问的马云龙第一次见到张焕枝时,她只是“一个精神上被摧垮的农村妇女”。由于儿子犯有强奸罪、杀人罪后被枪毙,聂家在村里饱受歧视。当记者们蜂拥前去采访时,她的目光惊恐不安,充满疑虑和警惕。9年中,张焕枝不断与律师、记者打交道,学习着他们的思维方式、讲话语气,马云龙说她成了一个“社会活动能力很强、能讲很多法律条文的人”。

  其实,给张焕枝“泼冷水”的并非聂学生一人。不少致电问候的律师、记者担心她的期待“爬得越高,摔得越狠”,挂断电话前总要叮嘱一句:老太太,别想太多,走一步看一步,能不能翻案还不知道呢!对此,多年来屡败屡战、看透世事的张焕枝也是心知肚明,她喜欢把“抱最大的希望,做最坏的打算”挂在嘴边,一来安慰别人,二来鼓励自己。

  12月13日,王书金的辩护律师彭思源第一时间给河北省磁县看守所打去电话。他嘱咐相关人员要让关押于此的王书金看看电视,了解聂案的最新进展。当晚,王书金坐在所长办公室里收看了央视和东方卫视的相关报道,事后他向彭思源表示,“案子拖了这么久,总该有个眉目了。”

  3个月后,山东高院的复查法官们集体来到磁县看守所,分别提讯了王书金。在长达两天的讯问中,王的情绪有些焦躁,却一直尽力配合。他指出,河北省的某工作组曾对其刑讯逼供,意在使其翻供。他声明,除了工作组期间的虚假供述“不算数”外,其余口供一律真实有效。而自从10年前在河南荥阳落网,王书金始终承认自己是石家庄西郊玉米地案的元凶,从未推托。

  异地复查决定公布不到一周,坊间即出现这样的传言:有海外消息称,聂树斌之所以被迅速枪决,是为了给一位知名政府官员换肾。没两天,张焕枝也听到了这个传闻,她以一种出奇的冷静与克制,对此不以为然。“是有这个说法,但那又怎么样?”张焕枝说,“现在最重要是把树斌的案子翻过来,那些没影的事儿不要去想它,不能让它分散了我的注意力。”

  在张焕枝看来,此时突然冒头的换肾传言就像一个障眼法,扰乱视听;如果着了它的道儿、一味追究,反而会坏了翻案的大事。“而且即便这是真的,咱也根本没法证明。”张焕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退一万步讲,“树斌的肾要是真能救人一命,也算是件好事,是个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