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与智联招聘联合发布的《2012年度中国职场心理健康调研报告》显示，职场个人幸福感排名中，政府机关排名倒数第一，排名倒数第二的是民营企业(今日本报A14版)。

这是一个看似矫情的结果。就在2012年11月，《小康》杂志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进行了一项“公众眼中最具幸福感的职业”的调查，最终的结果是，公务员高居榜首。从最高到最低，巨大的落差从何而来？

首先，这次调查共对9072名受访者进行了调查，其中2.7%为政府机关、非营利机构、科研人员，且所有受调查者中74.8%为30岁及以下的年轻人。公务员的“幸福溢价”与自身所处阶梯层级有着很大的关系，其薪资晋级体系远非企事业单位能比。换言之，30岁以下的公务员也许与30岁以下的企业员工差距不大；但如果时光前进十年，40岁左右的公务员与40岁左右的企业员工，还能坐在一家咖啡馆喝茶聊天吗？

其次，尽管我们看到公务员自身的幸福感认同较低，但对“组织幸福感”认同很高。这是社会对其身份的尊重与推崇，有益于自我价值的实现，甚至在熟人规则之下，某些时候会成为办事中的润滑剂与硬通货。那么，其实可以这样理解，公务员自身幸福感的低认同，更多是对工作不被理解与体恤的忧愤，而并不是生存语境上的“不幸福”。

再次，在行政构架中，公务员薪资福利、津贴补助、发展前景，乃至于工作压力，都会有类似于“论资排辈”的潜规则在作祟，于是，越是年轻的公务员压力越大、责任越多、琐事越杂，这也是“临时工”最容易背黑锅的根源。权责利体系失衡，最底层的公务员自然就容易“最不幸”。从这个意义上说，年轻公务员的抱怨，未必没有道理，也未必不是实情。

此外，我们还得看到，在精英化的公务员群体中，价值预期显然要高于普通工薪阶层，当最优秀的一拨人拼命往公职上挤的时候，他们对自身价值的估算，与社会对公职岗位的期待，显然不是一个概念。正视公务员的“低幸福感”，既在于建立官民之间的沟通渠道，更在于打破“辈份论”的行业格局，祛除公权魅影、还原服务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