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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早晨6时许，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人大副主任马东斌被发现吊死在自家门口。
事发后，警方排除了刑事案件的可能，认定为自杀。
6点29分，马东斌的妻子白长菊打出了她当天的第一个电话，通话记录显示，致电对象是“温夫人”——当地一家养殖企业老板温长刚的妻子。
“我要告诉她，是她老公害死了我丈夫。”白长菊说。然而电话无法接通。
温长刚是临清市天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脉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014年12月，天脉公司向临清市沪农商村镇银行贷款200万元，由临清市盛祥融资担保公司（以下简称盛祥公司）提供担保，马东斌和另外一位康庄镇的女干部充当反担保人。
根据马东斌签署的《反担保承诺函》，一旦天脉公司无法清偿银行贷款，将由盛祥公司向银行偿还本息，随后，“反担保人无条件向担保人清偿该项借款本金、利息及所有其他应付费用等，反担保人对此没有任何异议。”
一年后，贷款到期，天脉公司未能偿还，盛祥公司向银行偿还了本息后，于今年3月起诉了天脉公司和包括马东斌在内的6名反担保人。
5月初，马东斌接到临清市人民法院的传票，1个多月后，他自杀了。
“副科级反担保人”
马东斌是康庄镇于林村人，今年40岁。1997年从聊城农校（现聊城大学农学院）果树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康庄镇政府任职，先后在镇文化站、信访办、人大等部门任职，担任副科级干部已经超过5年。
临清市是县级市，由聊城市代管，市委书记、市长均为处级，马东斌虽然未曾担任过实权部门一把手，但在这个山东省西北部的小城，“副科级”依然代表着某种稀缺的、令人艳羡的地位。
这种地位在银行贷款上得到体现。
一家当地商业银行信贷部门的工作人员易恒（化名）告诉新京报记者，企业从银行贷款主要有三种形式，担保、抵押、信用。在实际操作层面，信用免担保这种形式一般是针对实力比较雄厚的大型企业，比如央企。而普通企业如果信用层级不够，则需要采取抵押或者担保的方式。如果采取担保模式，贷款企业需要找担保方，可以是普通企业，也可以是专门的担保公司。
2014年12月，主营活羊养殖和销售的天脉公司有贷款需求，实际控制人温长刚希望由盛祥公司提供担保，向沪农商村镇银行贷款200万，盛祥公司要求了一系列反担保措施，包括抵押物和反担保人。
盛祥公司在其要求贷款企业提供的制式《反担保承诺函》（指由反担保人应申请人的要求向担保人开立的书面担保文件）上明确表示，“反担保承诺人必须为副科级（包括副科级）以上干部。”
温长刚告诉新京报记者，担保公司要求两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做反担保人“可以说是最基本的要求”，除此以外，盛祥还要来公司考察，调研公司的情况，还需提供抵押物等。
对此，盛祥公司负责人闫志友说，当时的确有副科级干部做反担保人这个要求，目的是“落实反担保人有固定收入”，为了“防范风险，确保公司利益不受损害”。后来反担保人的范围扩大到了其他有固定收入的人群，比如电力部门职工、教师医生等。
但至少在温长刚贷款时，两个副科级以上干部还是硬性条件。为此，温长刚找到了马东斌。
二人都是康庄镇于林村人，也是旧识。
不过，当温长刚找上门时，马东斌最初并不情愿。马东斌的父亲马金友说，当时儿子曾提及此事，担心万一温长刚还不起钱，要承担责任。他就给儿子出了个主意——“把名字签错”。在这位老农朴素的想法中，名字对不上，儿子就不用承担责任了。
或许是父亲的建议起了作用，马东斌在签署反担保承诺函时，把自己名字的最后一个字签成了“滨”。后来，他还ps了身份证复印件，把身份证号和名字最后一个字都改了。
温长刚没看出来，拿着反担保承诺函走了。后来，他又找了康庄镇分管经济工作的副科级干部沈培慧，外加自己和3位亲属，一共6位反担保人，并把公司的牛棚、冷库抵押给盛祥公司。最终，盛祥公司同意进行担保，此后银行贷款审批也通过了。
易恒说，要求贷款企业找反担保人是担保公司的行为。作为银行方来讲，主要考虑企业本身的资质，以及是否有担保公司愿意提供担保，至于是否还有反担保人，对银行批贷影响不大。“担保企业让借款人怎么提供反担保措施，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不去追究的。”
一个插曲是，温长刚说，当时让马东斌签署的是一份空白的反担保承诺函，贷款数额等都是后来填上去的。
康庄镇镇长林玉恒告诉新京报记者， 马东斌之所以愿意签署一份空白反担保函，自然绝非二人有交情这么简单。事发后镇上调查发现，完成这一笔反担保手续，马东斌前后共收取温长刚8万元。
新京报记者获知，温长刚也曾在接受调查时，向警方透露，自己先后给过马东斌8万元，都是现金。
不仅如此，除了天脉公司，马东斌还给另外4家有贷款需求的企业做过反担保，分别收取好处费几千元到一万元不等。
一位熟悉当地官场的企业主透露，在临清市16个乡镇和办事处，充当反担保人的副科级干部并不鲜见。
贷款“互保圈”
事实上，在2014年温长刚找到马东斌时，天脉公司已经负债累累了。
天脉公司2007年年底成立，彼时羊肉价格正处于上升渠道，2007年更是有一次较大的涨幅。
温长刚此前做过化工、塑料等生意，“都赔钱”，他想通过养羊把债还上。找了五六家企业做担保人，从银行贷款200万元。同时，他也要给其他企业做担保人，这种形式，在当地俗称“互保”。
易恒说，山东聊城的企业融资模式“非常特殊，聊城的企业是互保圈，就是互相担保”。
知情人透露，在临清当地，除了要求副科级干部充当反担保人，还有各种各样的互保模式。
不仅企业互保，自然人之间也可以“互保”。一位当地企业家介绍，2008年前后，银行信贷政策比较宽松，临清“五人互保”向银行贷款的情况比较普遍，那时很多人开始贷款办企业。
几年前，康庄镇农民马玉良（化名）找了同村十几个农民担保，从银行贷款，开办了一家机械加工企业。第一次贷出来十几万，他尝到了甜头，越贷越多，后来利息越滚越多，连本带息滚到了一千多万。
虽然企业还是赚钱的，但利息负担太重，马玉良的公司在2011年破产，他又做回了农民。
2014年4月，《聊城晚报》的一篇报道里提到，大多数中小企业资产少，可供抵押资产有限，为满足银行信贷审批要求，大部分企业采取互相担保的方式来获得贷款。由于企业间的互担互保、相互串联，最终形成较大数额的关联贷款。一旦个别企业资金链断裂，容易引发连锁效应，形成较大的区域性金融风险。
盛祥这种官方背景的担保公司，就是在这种大环境下应运而生的。在上述《聊城晚报》报道中，聊城市金融办一名负责人介绍，有实力且有政府背景的担保公司队伍的壮大不仅将促进中小企业直接融资，还能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且可有效化解企业间互相担保的问题，维护地方金融的稳定。
公开信息显示，盛祥公司于2009年5月成立，是临清市财政局下属的国有控股企业，两任法定代表人均为临清市财政局主要领导。公司注册资本1个亿，其中临清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出资6000万，占股60%，临清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出资4000万，占股40%。
温长刚说，他之所以找盛祥公司做担保，因为盛祥是临清担保行业的“龙头老大，是财政局下属的。从资金各方面（比较雄厚）。”
一位熟悉当地官场的企业主告诉新京报记者，在临清，官方背景的担保公司，只有盛祥一家，“别的（担保）公司银行都不太认可。所以做企业想贷款的话，还是很希望盛祥能给担保的。”
镇政府的贷款“推荐信”
然而，要想让盛祥提供担保并不容易。除了找到两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做反担保人以外，还必须提供一份盖有企业所在镇公章、有镇党委书记、政府负责人签字的“推荐信”。二者缺一不可。
“推荐信”内容有两段，第一段是对本辖区内该贷款企业情况的介绍，包括成立时间、经营范围、资产总额、信用情况等。
第二段的内容是：该企业拟在XX（银行）贷款XX万元，我镇、办事处研究推荐由你公司为其进行担保。在担保过程中，我镇、办事处将积极配合你公司对该企业进行监管、督促该企业及时偿还贷款、维护企业良好信誉，一旦发生逾期，形成不良贷款，我镇、办事处愿承担相应连带责任。
对于为何要求企业找乡镇出具这样的推荐信，盛祥公司负责人闫志友解释，担保公司不可能充分了解每一家企业的情况，但如果镇政府推荐了，“至少在当时是比较有发展潜力的、比较好的企业才会给我们推荐。”
康庄镇现任镇长林玉恒，时任康庄镇党委副书记，他告诉新京报记者，当时镇上考虑到天脉公司是养殖类的农业企业，能够带动劳动就业，是富农项目，出于扶持辖区内企业，拉动地方经济的考虑，才给天脉公司出具了推荐信。
而在马东斌的家属看来，这封推荐信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政府意志。马东斌的父亲马金友说，儿子当时跟他提这事儿，说是“镇里派的任务”，还说是当时的镇长张金明叫他签（反担保函）的。
白长菊说，丈夫接到法院传票以后才告诉她这件事，说“领导叫他签字，应该支持领导的工作”。而丈夫“最听领导的话”。
时任镇长张金明，现已调任临清市综治办主任。他情绪激烈地回应称，自己当时从未叫马东斌签字，“科级干部的反担保，是企业负责人与干部本人的自愿协商”。
现任镇长林玉恒说，不存在镇上强制的情形。前几年也陆陆续续有人来找自己当反担保人，但自己“家庭负担不轻，很慎重”，全都拒绝了。
温长刚也说，自己当时没有找镇领导给马东斌施压，“如果说他不同意我肯定找别人，但是他同意了。”
马东承是马东斌的远房兄弟，在当地经营一家板材企业，他曾于2013年底向银行贷款，也找过马东斌和镇上另外一位负责计生的副科级干部当反担保人，他说，反担保人都是自愿的，镇上并没有施加压力。“（反担保人）就是认识的，关系还是可以的。你不认识的，你让他担保，他也不给你担保。”
推荐信的最后一句话，“一旦发生逾期，形成不良贷款，我镇、办事处愿承担相应连带责任”成了当前争议的焦点。
在马东斌的家属看来，这个连带责任指的是连带赔偿责任。马东斌的弟弟马东顺说，镇上出具了推荐信，而且有党委和政府一把手的签字，“至少是一个定心丸，（反担保人）对风险的规避意识就弱了。”
此次事件中的另一位反担保人沈培慧，在和白长菊的通话中也提到，当时温长刚找过来，一方面自己是分管经济工作的，另一方面考虑到镇里有推荐，“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签字同意了。
因此，马东顺认为，这封推荐信是促成哥哥签字的重要因素。
而康庄镇政府有不同的看法，林玉恒说，推荐信上面的“相应连带责任”指的是乡镇有督促企业偿还贷款的责任。目前乡镇已经在积极督促天脉公司筹措资金。
责任的认定或许最终要由法院判决来确定，当前此案尚未宣判，一位知情人士表示，“出了这种事，法院判决更要慎重了。”
反担保人被起诉
温长刚经营着天脉公司，由于负债太多，外加经营不善，温长刚不得不“借新债还旧债”。除了从银行贷款，还从民间借贷，“利息很高，月3分利”。到了后期，林林总总，负债达到了约三千万，“每个月的利息就是30来万”。
雪上加霜的是，从2014年开始，也就是马东斌做反担保人的这一笔贷款前后，市场行情发生了变化。羊价进入下跌通道，且持续几年一蹶不振。
最近两三年，银行信贷收紧。易恒说，近几年，银行放贷相较前些年要更加谨慎，“如果企业只靠银行贷款维持周转，一旦银行抽贷，企业肯定会出现资金链断裂的情况。”
盛祥公司负责人闫志友说，盛祥公司在2016年6月替天脉还了本息，偿还完毕，就到了起诉反担保人的阶段。
之所以今年要起诉，是因为诉讼时效只有两年。他表示，由于涉诉的原因，盛祥公司从2016年起就不再开展担保业务。现在主要是处理此前的遗留问题，以及“重新理思路”。
闫志友透露，在盛祥担保的企业中，有多起同类案件，有些已经判决完毕，进入执行阶段。
当地企业主马东承有一种深深的危机感。他感慨，由于信贷紧缩等原因，临清很多企业都处在减产甚至停产的边缘。
扑朔迷离的死因
在家人的描述中，马东斌是个胆子很小的人。马金友说，马东斌接到法院传票后，频繁地给他打电话，“说下传票了，我的日子不用过了，爸爸妈妈快来救我的命吧。”
马东斌平时的一些表现，也显得“心太重”。马东顺说，哥哥有时生了点小毛病，“完全不影响正常生活的”，他也会去医院反复检查、治疗。
妹妹马淑静说，这次接到法院传票，哥哥几次提到不想活了。她担心哥哥出意外，隔三差五就回家看看。哥哥一个多月里瘦了很多，“我哥哥就是被吓死的。”
照片里的马东斌，方脸盘，宽额头，西装革履，梳着背头，是领导干部的模样。然而，环顾他家，很难想象这是一位已经做了二十年乡镇干部，超过五年副科级干部的住所。
他住在于林村的平房，院子里杂草丛生，厨房里的灶台废弃了，仅在厨房一角搭了个临时灶台，架着一口油乎乎的铁锅。
卧室里，夫妻分床而居，中间隔着一个城市出租房里常见的简易布衣柜。柜子顶已经被随意堆放的杂物压瘪了下来。床旁的梳妆镜污迹斑斑。所有触目可见的平面上都堆着杂物。
一位看过马东斌家庭环境的当地干部表示不可思议，他说，马东斌是副科级干部，工资在当地并不算低，加上妻子在医院上班的工资，家里完全不至于破乱成这样，“这已经不是穷能解释的了”。
康庄镇长林玉恒说，临清是大蒜之乡，马东斌这几年私下在外做大蒜、蒜薹生意，赔了不少钱。前两年，马东斌声称要在市里买房，找两位同事做担保人，从银行贷款16万。事后发现，购房合同是假的，贷出去的16万元也不知去向。“现在两个给他担保的干部天天找我。”
在林玉恒看来，马东斌的死因很复杂，除了上述经济原因，也有个人因素，他回忆，马东斌平时上班穿着经常皱巴巴的，“如果家庭非常和睦，不至于走到这一步。”而当反担保人，“不是主要原因”。
和马东斌一起做反担保人的乡镇干部沈培慧，银行卡已经被冻结两个多月，镇上目前以“借”的名义给她发工资，在和白长菊的通话中，沈培慧反复提及，“我的家人对我的关心让我没有这么多的压力。”
马东斌随身携带的公文包迄今不知去向，也没有找到遗书。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成了压垮这位乡镇干部的最后一根稻草。
7月2日，临清市委宣传部向新京报记者回应称：事情发生以后，临清市委、市政府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排查，目前没有发现政府强制公职人员进行反担保的情况，均为贷款企业和反担保人员之间的个人行为。对于未偿还的贷款，盛祥担保公司将依法最大限度地对已代偿企业进行追偿；对于已经在担的人员，市里将在依法依规的前提下，加强沟通，研究相关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