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正公”杜受田
“文正”是封建时代臣子谥号的最高等,整个清朝,获得“文正”谥号的共有8个人,分别是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杜受田谥号“文正”,是滨州的荣耀。
杜受田(1787-1852),字锡之,号芝农,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九月初三日出生于滨州城内杜家老宅,是独生子。其先祖杜诗,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进士,官至江西、湖广布政使,其家族一直延续辉煌,其父亲杜堮进士出身,有兄弟8人,个个出类拔萃。杜受田就出生在这样一个世代仕宦的世家大族中。
杜受田自幼跟随父亲杜堮受到良好的、传统的儒家教育。嘉庆五年(1800年),杜堮到蒲台盖方泌家担任家庭教师一年,杜受田也一起学习。嘉庆八年(1803年)17岁,以滨州第一名的成绩考取秀才,第二名是其叔父杜圻,第三名是其叔哥杜受元,由此可见杜家家学教育的成就。嘉庆十五年(1810年)考取山东第四十四名举人,来年考取景山官学教习。其父亲杜堮任职翰林院、再担任顺天、浙江学政,杜受田一直在父亲身边学习,不仅学习文化知识,也见习衙门办事程序。关于杜受田刻苦学习的景象,记载最详细的是其父亲,杜堮说:“余宦京师,翰林清寂,贫乏艰难尤甚,而赖其所学益进,崭然头角过侪辈,余亦乐而教之,朝夕不倦,若不知寒之在体,饥之在腹者,如是十余载。”到杜堮任吏部左侍郎时,杜受田已经年过40岁,父子仍然探讨学问,“余还京任铨部,则又与之讲文学,论世务,讨究经史。”
道光三年(1823年),杜受田参加会试,位列第一名,成为会元;殿试二甲第一名,成为传胪;朝考第五名,选庶吉士,入翰林院。入翰林院后,杜受田仍返回浙江,继续陪侍父亲,直到道光五年(1825年)杜堮学政任期满,才返回京城,来年,翰林院学习期满任编修。道光九年(1829年),任国史馆纂修,再任总纂,来年任国史馆提调。道光十三年(1833年)七月,大考翰詹,杜受田成绩优秀,列二等第二名,当即晋升中允,八月,即外放陕甘学政,因为他的儿女亲家史谱任陕西巡抚,任职回避,改任山西学政。任职学政期间,他的职务不断变换、晋升,从右春坊右中允到左春坊左中允,道光十五年(1835年)七月,升司经局洗马,八月即奉旨回京。在山西,杜受田数次遇到变故,他处乱不惊,稳定了人心,离开时,山西士子送他“人伦师表”牌匾,被他婉言谢绝。
清朝的翰林院是一个清贵、特殊的机构,主要负责撰修国史,为皇帝起草文稿,其人员备皇帝随时咨询,出京则一般是派遣差事担任学政,而其身份职务仍然在翰林院。杜受田以其品德、学识和工作能力赢得各方好评,从普通翰林到从五品司经局洗马,因此,道光皇帝为阿哥们选择师傅时,两位翰林院掌院学士皆以杜受田的名字上报。
在经过认真考察之后,道光特旨召他还京。道光十六年(1836年)正月,朱谕:“四阿哥著于四月初三日入学读书,杜受田著充四阿哥师傅。钦此。”由此,杜受田任日讲起居注官,正式入值上书房。为能及时进宫授课,杜受田搬到离皇宫的西安门内静默寺中居住,有时三五天才回一次家。道光对杜受田很满意,面谕说:“书房为根本之地,非只诵诗读书肄习文艺,务使皇子深明理道变化气质。所以充此任者,必求端人正士。今以皇子付汝,以后朕悉不与闻。至向来书房习气不可不除,应即如寻常学塾教读之法。俾诸皇子敬爱兼至。庶一日之间,与正人居处多一时,即与宦寺居处少一时。”道光对杜受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也给予了无限的权力,更寄予了无限的希望。
在上书房,杜受田升迁速度极快。他3年内4次升迁,1837年官员考核,杜受田列一等,越级升右庶子,年底再升侍讲学士。1838年,再转侍读学士,年中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道光对杜受田非常满意,特命他“专在上书房授读,无庸到阁批本。”年底又升为工部左侍郎,来年再兼署工部钱法堂事务。1841年,调任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库事务,执掌清朝的经济命脉。
从担任户部左侍郎兼管国库,他一直负责此项工作,直到去世,成为清王朝的财政大管家。初次管理国库时,他就果断查处了库丁盗银案,并以此为契机整顿库务,他查实了两员管库大臣舞弊的事实,立即给予革职查办的处分。他亲自为银库制订章程,令值班的大臣五日轮班,必须亲自到场监视银两的收发,不论严寒酷暑必须亲自坐在大门旁,不得擅离职守。轮到他值班时,他就自带午饭,身体力行,整日坐在廊檐下当场监视银库出入。他严禁库丁越级与管库官员交谈,一切公务均按照规章进行,各负其责,因此,在他任职期间,银库的管理有条不紊,从未出差错。按照旧的制度,每位管库大臣每月都有饭银50两,在他的建议下,把这一项开支也革除了。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初,升任左都御史,负责监察并继续兼管三库,又赐紫禁城骑马,年底,又升任工部尚书,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再任上书房总师傅,道光皇帝把培养皇子的重任全部交给了他。
清朝的上书房有一套完备的、极为严格的管理制度。皇子、皇孙六岁到上书房读书,全年除元旦、端午节、中秋节、皇帝万寿节以及本人生日等5天可以放假,除夕提前放学外,其他时间一概不能缺课,从黎明至薄暮,文武兼学。作为老师,杜受田既十分辛苦,也十分荣耀,他陪伴了咸丰的成长,咸丰对恩师也十分依赖和眷念,他曾经无限深情地说:“忆昔丙申年,六龄初入学。芝农日诲予,良传咨启沃。”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道光皇帝病逝,咸丰即位,升杜受田太子太傅兼署吏部尚书,再充实录馆总裁,因为吏部事务繁杂,调任刑部尚书,再升协办大学士。杜受田虽然未入军机处,但是,深得咸丰皇帝倚重,以帝师身份最被信任,国家大事、重要人事更迭,咸丰皇帝必征求他的意见。咸丰元年(1851年),又因为刑部公务繁杂,以协办大学士身份管理礼部事务,仍不免除所兼的管理三库职务,继续执掌大清朝的国库。
咸丰继位之初,大清王朝处于内外交困时期。他协助咸丰重振帝国雄风,第一是革除了在鸦片战争中丧权辱国且拉帮结派的权臣穆彰阿等人,重用六阿哥等能臣;第二是广开言路,采纳曾国藩等人的建议,激活社会舆论;第三是重用汉臣和遭到打击的老臣、名臣,重用曾国藩、向荣、周天爵等。一时,官场沉闷、守旧的风气为之大变。
咸丰二年(1852年),因为黄河决口长期未堵复,江北、山东一带受灾严重,奉命与福州将军怡良实施赈务,同时,担负考察民情、查办沿途各地违法乱纪官员的重任。从咸丰六岁起,杜受田就与他朝夕相处,十多年间未曾离开过,他们名为君臣,情同父子,当杜受田辞别咸丰时,他们两人都难舍难分,抱头痛哭。杜受田冒着酷暑进行赈灾,旱路不通就走水路,他乘坐小舟,深入村庄考察民情,他上书说:“灾广民众,赈恤不可缓,尤在得人。”他举荐贤臣,责成专任,并果断截留了由江南供应京城的漕米60万石分发给了灾民。在途中感染暑疫及触及肝气病,而他从不言自己的病情,亲自与下属核定赈济章程,农历七月初八日下午还与下属商讨对策,给咸丰汇报情况,第二天上午还召见地方官员,自觉将不久于人世,口授遗书,下午就病逝于江苏淮安清江浦,享年66岁,可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杜受田的遗疏主要内容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指出当下面临的三大危机,即天下不宁、黄河泛滥、国库空虚;二是盼望咸丰皇帝做到:“敬天法祖,勤政爱民。本兢业以敕几、慎好恶以出治、崇节俭以励俗、赏罚以协中。”
杜受田去世的消息传到京城,咸丰十分震惊,当即失声痛哭,饱含感情地在杜受田的遗疏上朱批说:“忆昔在书斋,日承清诲,铭切五中。自前岁春凛承大宝,方冀赞襄帷幄,谠论常闻。讵料永无晤对之期,十七年情怀付与逝水。呜呼!卿之不幸,实朕之不幸也!”咸丰不仅令停朝一日,而且命将棺木运抵北京,亲临祭奠,抚棺痛哭,赠太师大学士,谥号文正,在整个清朝大臣中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杜受田的灵柩在北京停放期间,不仅咸丰皇帝亲临祭奠,咸丰的六弟恭亲王也带领大内侍卫亲临祭奠,咸丰的五弟不仅亲临祭奠,悲痛异常,还撰写挽联曰:“悲切九重宠锡殊恩联四代,缘悭一别常留遗范在三天。”咸丰三年(1853年),当杜受田的灵柩由北京运送回故乡滨州时,咸丰特派恭亲王送行,派大臣亲自护送回滨州安葬。杜受田坟地是专门购置的,24亩,位于滨州城西北8里处,俗称宋徐园坟,周围有花墙,高大的御制碑,其坟墓为普通圆顶,三合土夯成,1957年被挖开时仍颜色不变,体柔如生。
杜受田屡任考官,又担任吏部尚书,门生故吏遍天下。道光八年(1828年),任顺天乡试同考官,道光十二年(1832年),任云南乡试副考官,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二十七年(1847年)任会试副总裁,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咸丰元年(1851年)任顺天乡试正考官。他还担任大考翰詹阅卷大臣、庶吉士散馆阅卷大臣、顺天乡试复试阅卷大臣各1次,殿试读卷官、朝考阅卷大臣、考试试差阅卷大臣各2次。
按照立德立功立言的标准,杜受田一生深处皇宫,默默无闻,他是为他人做嫁衣者。他的主要成就是担任上书房师傅,负责教育皇子;担任编辑各种国家重要文献的总裁,如编修道光皇帝实录、嘉庆皇帝实录以及咸丰皇帝的文章等,主持编修《钦定科场条例》等;作为皇帝臣辅助执政、决策和以备顾问,主持一个方面的国家大计,如担任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吏部尚书、刑部尚书等并长期负责财政。杜受田一生沉默寡言,处事谨慎,与父亲、儿子“从不及禁中事,翰等益弗得闻。而年姻故旧颇有以无所建白为言者,颔之而已。”杜受田一生以笔墨服务国家,勤勉政事。他入翰林院,前后13年,非至亲好友婚丧嫁娶和应对公务等必要事项不外出,以“事亲、课子、自修”为乐。“暇侍家祖左右,不欲更以他事离侧,故来约会课者,必婉谢之。而每岁秋冬夜,于灯下自课诗赋,自丙戌(1826年)至辛卯(1831年),得瀛洲赋草百余首,试帖诗草二百余首。”杜受田堪称自律的典范。杜受田也是勤勉政事的典范,他从不耽误课程,更不耽误政事,“治官事尤勤恳,出都前一日,犹赴馆竟日。”他担任上书房老师15年,“自丙申(1836年)入直至庚戌(1850年),十五年中,自乡、会试主考、总裁入闱而外,未尝一日不侍讲席。”《清史稿》有传,有《杜文正公年谱》传世。
杜受田传世的书法作品以及诗歌、文章众多,特别是为他人作序、撰写传记等文章散见各种史料中,如《续山东考古录》等。他的《唐梅》:“疏梅冷蕊旧题诗,铁干犹存傲雪姿。可有归来千岁鹤,空山相伴月明时。”全诗格调孤傲、冷艳,是一首能够反映其心理特征和所处地位的代表作。
咸丰三年(1853年),咸丰皇帝临雍讲学毕,面对成千的各级文武大臣和国子监学生们,感叹时局维艰,国无良相,怀念起了自己的老师杜受田。他说:“朕亲承启迪,获益良多。即位后,咨访古今政治利弊,暨民生疾苦,无不尽心匡弼,献纳嘉谟。倘能久在左右,于时事艰虞,尚冀多所补救。”
杜受田以及他的父亲杜堮,他的两个儿子杜翰、杜䎗,他的一个孙子杜庭琛,均入翰林院,俗称“父子五翰林”,在中国科举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来源:滨州文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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