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阳县的蛐蛐市场上，商家在挑虫。每年立秋到白露，山东省泰安市宁阳县各个乡镇农村，人们会涌入田间地头林地山沟抓蛐蛐，而全国各地的客商则汇聚到这里买蛐蛐。
被人群拥堵的宁阳县泗店镇上，仅是这短短三四十天的周期，据称就有超过6亿元的资金流动。
数十年下来，泗店镇已形成国内数一数二的蟋蟀交易市场。据当地人称，参与捕虫的人家，每年这个把月光靠抓虫卖虫就有数万元的收入，所以外出打工的人，会“季节性迁移”返回家乡，加入捕虫大军。
因为斗虫的巨大需求，蛐蛐身价连年攀升。今年在宁阳市场上最贵的一只，据称被天津商户买走，价格是11万元。
被商人买走的蟋蟀会被人工养殖一段时日，而后流向全国各地，在一个个圆柱形小瓷罐中开始它们的“角斗士”生涯。
杭州人玩的蛐蛐，几乎都是这样来的。
转手数次翻几番，今年最贵11万
每年立秋到白露，宁阳县泗店镇柳厂村的党振海都会把精力放在地里——每天起早贪黑，不是种庄稼，而是抓蛐蛐。
抓了20多年的虫，他经验丰富，只要在一片苞米地外看看长势，或停下脚步听听这一带蛐蛐的叫声，就能判断出是否有好蛐蛐。
如有发现，他就会手持半个拳头大的捕虫网兜去地里，猫着腰“听音辨位”，搜寻蛐蛐。
“这个只能自己去，在哪儿抓到条好蛐蛐都是不能让别人知道的。”党振海说，这就像商业机密。
不论白天黑夜，几乎整个宁阳县的农地沟壑中，都会有捕虫人的身影。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玩家和商贩都会聚集在此，收购蛐蛐。“宁阳的蛐蛐交易，其实说的就是泗店。”该镇宣传员戴成猛对此毫不犹豫。
在这三四十天时间里，每天从凌晨四五点开始，泗店镇镇中心几条主要道路都会被挤得水泄不通，周边的店面，被一些当地人租下来卖蛐蛐。更多的商人则在路边摆上矮方桌，坐在马扎上，等待村民们送来刚从地里捉到的蛐蛐。这些蛐蛐会被村民们按品相先简单分类装好。先送到相熟客商那边卖，余下的，就挨个小方桌推销，直至售尽。
有些大客商，则会在泗店镇的小旅馆里包几个房间，或直接住进农家院，等待常年熟识的村民把第一手货源送上门来。
这些蛐蛐，被分类分级待价而沽，从一、两元至几千几万，几乎没有一只会被舍弃。
将之形容为黄金季节毫不夸张，因为一只蛐蛐的价格，往往远超同等体积的黄金。
当地人之所以如此热衷于抓虫，就是因为这一个月，起码能赚到三万左右的现钱，这可是一笔不小的额外收入。“一只好蛐蛐，甚至顶得上当地人半年的收入，你说能不动心吗？”当地人说，“一般一天能有六七百的现钱。”
泗店镇还专门开通了一些长途客车，不断将蛐蛐送往全国，“从地里收还是便宜的，最好的也不过一两万，但卖过几道，价格就翻上去了。”
宁阳县蟋蟀协会会长刘德强说，今年最贵的一只蛐蛐被卖给了一位有名的天津商家，“11万。”
过了白露，市面上的蛐蛐价格就猛跌，几块钱一只都无人问津。党振海说，这是因为白露后的蛐蛐开始钻洞交尾，“战斗力就不强了。”
从换一节电池，到卖出上万元
如今红火的蟋蟀交易，三十多年前刚开始的时候，可寒碜得很。当年最早换一节电池，或者一毛两毛，直到如今的一千、五千、上万。一些大玩家和商贩每年拿出几百万，找人分头“淘宝”，要求在20多天内，把钱都花掉，换成好蛐蛐。
刘德强说，宁阳土壤特殊，这里出的蛐蛐特别壮，也好斗。最早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逐渐有各地的蛐蛐玩家来宁阳捉虫，也找当地村民帮忙抓虫。
“最早不是给钱，是给手电筒的电池。”刘德强说，那会儿对于当地村民来说，电池是很紧俏的，一只好蛐蛐换一节电池是最初的交易模式。后来商贩越来越多，但是交易的规矩没变过，“谁先看上谁先买”是铁打的规矩，第二个人即便愿意掏十倍价格，也不能“撬边儿”，只能向第一个人买。
刘德强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91年，他亲眼看到一只蛐蛐被一名天津客商从农户手里以一元钱收购，随后转手卖给一位上海玩家，卖了1000元，“那时的1000元，可是一笔大钱啊。”1995年后，泗店镇的蛐蛐买卖越做越大，这几年当地每年蛐蛐交易超过6亿元。
赌蛐蛐，会毁掉整个产业
在刘德强和党振海看来，一只蛐蛐是否“好”，就像赌玉，谁也不知道几千几万买下的蛐蛐，是否会被别的蛐蛐一口干掉。
“今年11万那条是‘红牙青’。”刘德强说，这蛐蛐分六类，每类都分虫王级、将军级、大将级……除了从其体色、花纹、腮部、大牙、后腿等方面比较，比斗中一生不败、最后一败和偶尔一败成为衡量这些蛐蛐“级别”的核心标准。
在党振海看来，讲究虽然多，但最重要还是看腿是否短粗有力、大牙是否如麦粒般有劲，“但有时也难说，就跟相媳妇似的，情人眼里出西施。”
虫王的传奇，一般都是被送上赌场，让主人一夜暴富。
在采访中记者就了解到，去年有位上海玩家在宁阳花万元买了一只蛐蛐，回上海后放到赌场上，战无不胜，为这玩家挣了300万，蛐蛐死后，他特意火化并亲自送它回山东“老家”入土为安。
刘德强不认可那种将蛐蛐买去赌博的违法行为，他觉得从长远来看，会毁掉蛐蛐产业，但现实中屡禁不止。
市场热乎的背后，也有隐忧。（钱江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