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2009年，您在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的《公车上书》以厚重的传统功力、踏实的造型能力，生动的用线，多变的用笔，大胆地用墨给观众留下了具有强烈震撼力的印象。这次在山东省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的《孙中山先生在青岛》与《公车上书》同属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前者较之后者又取得了哪些突破？
孔维克：《孙中山先生在青岛》要比《公车上书》难度更大：一是人物更多了，而且都是近景人物，要求形象更具体、生动，需要个性化刻画，这就要求笔墨与形象契合得更紧密。二是人物服装变化也多，尤其是大量的黑衣服——中国画表现黑衣服一直是个难题，我用大量的没骨画法画黑衣服，尤其是前景的三位警察的背影，难度很大。再则画面中有一些古人没画过的道具——包括汽车和洋车，在表现技法上都有所突破。三是在细节塑造上注重用笔的组合、行笔的快慢带来的质感变化，如大量的礼帽、毡帽等各种各样的帽子，这些帽子每一个都有各自的特点。人物的塑造也是如此，包括人物的头发，这里面比较多的就是民国时期女孩子的发型。还有布料的变化，如讲台上那些人物的丝绸、亚麻布、棉袄等质感的表现都很强。上面提到的这些，以前在中国画上很少有人表现，我自己也没画过。四是在一些细节的塑造上比较讲究，如糖葫芦的质感，麦草、横幅、布帘、纸标等。尤其是画面里的菊花和杂树都要符合整个画面的要求，这样又见笔又见墨。以前人物创作中出现的花鸟，一般都是把花鸟画的技法直接搬过来，如那样就会显得不协调。同时这些表现又要不同于西方绘画，不能用素描生硬地表现，要用笔墨融合光影、结构等。这就是中国式的表现，同样也能表现出丰富多彩的质感。五是在构图上力求饱满热烈，在用墨上注重凝重厚实，在造型上追求真实拙朴，总体的气氛力求营造出一种凝重大气的感觉。
记者：听闻您在创作《孙中山先生在青岛》这幅画最繁忙的时候，接到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览邀稿，您是因何机缘创作《守望家园——张伯驹先生肖像》的呢？
孔维克：我在北京的一位朋友李利和张伯驹是忘年交，他从小长在张家。我常听他讲关于张伯驹的故事。现在人们对这位国学大师、文化的守望者越来越重视，文化部要把他的故居改成博物馆，需要一张他的画像，我这位朋友就推荐我来画。我原也知道张伯驹，他是民国四公子之一，爱好收藏，但了解得较浅，对他更深刻地认识是从梳理“齐鲁画派”文化工程时开始的。
通过梳理，我知道目前世界留存最早的中国水墨画是山东滨州人展子虔画的《游春图》。北宋徽宗最早得到此图，题《展子虔游春图》，钤“宣和五玺”，此后辗转宫内外。清乾隆时该画复归内府，溥仪逊位后，被偷出宫外。1946年又出现于长春的一家古玩店，后转到北京琉璃厂马霁川手中，意欲高价卖给洋人。张伯驹闻讯，拍案而起。为禁止将画倒卖给外国人，他变卖了曾被李莲英居住的老宅，加上夫人的首饰，终将《游春图》留下。1956年，张伯驹把《游春图》与陆机的《平复帖》、杜牧的《赠张好好诗》、范仲淹的《道服赞》及黄庭坚《草书》等8幅书法一起无偿捐献给国家。此后，每每说起此事，张伯驹的回应很简单，“我看的东西和收藏的东西相当多……这些东西不一定永远保留在我这里，我可以捐出来，重要的是这些宝物永远保存在我们的国土上。”
张伯驹一生坎坷，晚年适逢“文革”，穷困潦倒，但对国家、民族之爱矢志不渝。我这幅肖像画重点刻画他忧国忧民的神态和守望的身影。在面部塑造上将造型、笔墨、皴擦、用线结合巧妙而不露痕迹。尤其是白色上衣的用线是一个特别出彩的地方，要轻松自如、穿插到位，并且用笔变化灵活。张伯驹留下的时代风范深深地打动了我，所以我这幅画叫“守望家园”，对国家和民族文化来说，他是一个守望者和维护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