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牧场在毛乌素沙地中，有树，有草，有明沙，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喜鹊和麻雀也开始兴奋起来，这一家人也都各忙各的工作。离他们家不远有个地方叫“萨拉乌苏”，是一条河的名字，就是无定河的上游。萨拉乌苏是一个重要的化石遗址群，出土的有古代巨兽的化石，也有河套人的工具化石。乌审旗和陕西省的边界上还有一座城市遗址——统万城，就是当年赫连勃勃建立的城市。鄂尔多斯最有价值的财富，其实就在这数万年人类的生生不息之中。

　　家园仍在

　　额尔登朝鲁扯开嗓子，唱起古老的歌曲《古如歌》时，我突然感觉，在这样的歌声面前，那些所谓的歌唱家或演员，实在是很苍白无力。

　　令我没想到的是，在鄂尔多斯这块炙热得发烫的土地上，也有一群人远离尘世的喧嚣，一心投入对精神家园的追求里，尽管他们的物质世界与一掷千金的富豪们无法相比。

　　敖特尔乐队组合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它是一支鄂尔多斯的原生态乐队，牵头人宝鲁德在文化馆工作。他说：“我们这个乐队就我一个专业的，但其实我们都是专业的，玩这个好多年了。”这么辩证的话是因为，乐队的其他成员都在机关上班，居然里面还有警察、组织部官员。我早就听说，蒙古族人在艺术方面的才能非常了得，鄂尔多斯的蒙古族尤其如此。敖特尔乐队让我相信了这个说法。

　　2012年11月一个飘雪的夜晚，敖特尔乐队在东胜一个车库改装的录音棚里排练。等着成员们到齐的工夫，宝鲁德把他这几年的经历告诉了我。他在外面已经飘了十年，两年多前回到了鄂尔多斯。回来的时候，经济的热度还没完全消退，但是他的头脑已经不热了。他曾经想通过漂泊，把自己民族的音乐介绍到外面，但是十年后，他改主意了，“其实，我们现在也不想成功、出名那些事了，我们学了那么多外面的唱歌方法，我们鄂尔多斯真正的老民歌都快失传了。我们鄂尔多斯是歌舞之乡，你知道吧？我们这儿的民歌特别丰富。以前北京满都海的老板想拯救鄂尔多斯的老民歌，出钱请了很多蒙古国当红的歌手来唱那些歌，用最好的配器，但是我们这儿的人听了一点都不喜欢，尤其是老人。他那么做也很好，让那些喜欢蒙古国流行歌手的人听到我们鄂尔多斯的民歌。不过我们现在不打算那么做了，我们尽量去学原汁原味的，先让老爷爷老奶奶爱听，然后让年轻人喜欢，年轻人就会跟着学。这样就能承传了。”

　　宝鲁德一心想的都是民歌的传承，他们的一首歌曲唱的是十二生肖，他说这歌词就是讲述每一种动物。一名队友说，“这可不是讲述了，简直就是赞美！”我问宝鲁德，“老鼠也赞美吗？蛇也赞美吗？”

　　宝鲁德说，“当然了，我们蒙古人对每一种动物都看到它的优点，再说草原上的老鼠和城里那种脏的老鼠也不一样。我们蒙古人不打蛇，蛇进了家，给它洒点牛奶，就引着它出去了，蛇也不攻击人。”

　　问起这两年经济对他们的影响，宝鲁德笑着说，“我们组建这个乐队，正好鄂尔多斯经济不行了，好多老板都说，要是早两年，二三十万给我们，小意思，现在慢慢来呗！”说着大家就哄笑起来。

朴实的蒙古族人家

　　敖特尔乐队排练完，就要参加这个月24日举办的演出活动。这一天，在鄂尔多斯蒙古族中学康巴什的新校址，一年一度的“腾格尔—蒙古人”杯中学生技能大赛举行，开幕式上学生们长达两小时的精彩演出——马头琴、长调、传统民歌、蒙古族流行音乐、蒙古说唱、舞蹈、服装表演——再现了鄂尔多斯歌舞之乡的风采。歌唱家腾格尔资助这个活动已经9年，跨越了鄂尔多斯从经济起步、井喷到资金链逐渐断裂的整个过程。

　　鄂尔多斯的蒙古族人口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我不知道鄂尔多斯的物质财富如今掌握在哪些人手里，但是可以确信的是，鄂尔多斯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精神财富就掌握在这百分之十的蒙古族人手中。而民间歌舞又成为这些精神财富中的突出代表，它们独具风格，自成体系，使得鄂尔多斯被专家称为蒙古民族歌舞艺术的发祥地。

　　苏和是杭锦旗的蒙古族人，算不上是一位牧民，经历倒更像个农民工。年轻的时候，他给队里打井、开拖拉机，后来就自己跑运输，还开过汽车修理铺。就是这样一个人，居然发明了一种琴——牛琴。这是因为苏和心灵手巧，学什么都快，干什么都随遇而安，也赚钱，也不贪多。他上了岁数以后，赶上鄂尔多斯的文化开始恢复，牧民又开始在自己的各种聚会——婚礼、寿宴上演唱自己传统的歌曲。苏和也是民间歌手，少不了去搀和一下。

　　这么一搀和，苏和很快发现鄂尔多斯的“四大件”——四胡、三弦、扬琴、笛子都是高音乐器，于是产生了自己做个低音琴伴奏乐器的想法。做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有很高的木工技能和音乐造诣。苏和想了，就真的开始做了，而且做出来了，是一种三根弦的拉弦乐器，还在头部雕了个牛头，取名“牛琴”，并且开始在杭锦旗蒙古族中学教学，还有几个乐队定做了他的琴。

　　在鄂尔多斯的经济热潮中，苏和也开始“头脑发热”，不过他既不是热房地产，也不是热煤矿，而是想做一个生产琴的工厂。现在他有一间十几平米的作坊，还申请了两项实用新型专利。他想申请发明专利，但是要经过公示，确认以前没有三根弦的拉弦乐器才行，因此还得等待审批。后来安达乐队组合的那日苏告诉我，以前他也有过三根弦的马头琴，是把中低音的马头琴和高音马头琴合在了一起，但是表演时不太实用，没有推广。看着苏和痴迷做琴的举动，我相信，马头琴由牧民发明的传说是真的。

　　杭锦旗蒙古族中学的音乐老师敖日格勒，也在教学生拉琴和唱长调，他父亲额尔登朝鲁还是一位民间艺人。额尔登朝鲁家是个半农半牧的家庭，与妻子一起种着玉米，养着羊，生活过得虽然不很富裕，也算有滋有味。鄂尔多斯因为离汉族地区近，移民数量巨大，经过公社化和分产到户，移民都分到了土地，蒙古族牧民由于土地狭窄，已经不能游牧，大都过着半农半牧的生活。

　　额尔登朝鲁看上去面容特别安宁，家里竟然有摞起来一米多高的各种歌唱比赛证书，还有歌唱专辑和合集。当他在家里扯开嗓子，唱起古老的歌曲《古如歌》时，我突然感觉，在这样的歌声面前，平时在万众面前搔首弄姿的那些所谓的歌唱家或演员，实在是很苍白无力。《古如歌》本是一种古老的蒙古族宫廷歌曲，必须在庄重的场合演唱，而不能在喝酒聚会的时候唱。这种歌被发现时，只在杭锦旗有很少的牧民会唱，大家都当宝贝一样学习，如今年轻的敖日格勒也会唱了，可以和父亲和声，并且还可以教给他的学生。

　　额尔登朝鲁的家和躁动的杭锦旗政府所在地相距不远，却恍若隔世。谈到自己的经济状况，他说：“这几年生活好了，唱歌的场合多了，挺好！”

　　无论经济怎么变化，鄂尔多斯的文化一如既往地绚丽着，用本地人的话说是“红火”着，虽然没有随着经济变得耀眼，但也没有随着经济垮塌。

　　在跑了大半个鄂尔多斯后，我发现它的现状和给我的最初印象是一致的。它有两张脸，一张关乎二十年内的经济发展，一张关乎数千年的文化承传；一张关乎短线，一张关乎长线；一张脸来自魔鬼，一张脸属于天神。鄂尔多斯具有神奇的两重性，一边黑，一边白，黑中有白，白中有黑，就像一条阴阳鱼——看似完全不搭界的两种颜色，在眼前轮番上演自己的大戏，好像相互矛盾，又好像相互平行，无法形成统一体，又实实在在地共处一地。

　　其实，操控这条阴阳鱼上演大戏的，背后有一只手，这只手的主人不是别人，正是鄂尔多斯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