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主任医师顾晋提交了关于死亡教育的建议。他认为,作为我国的一项当务之急,死亡教育要面向全社会,从小抓起,建立起覆盖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全过程的死亡教育体系。

  这个有点儿“犯忌”的建议来得很及时。基于某种传统,人们往往更习惯于将身后之事边缘化,不愿意认真地谈论死亡,更不愿意接受什么死亡教育。由此,不少人对死亡缺乏系统深入的了解,死亡观念一直处于某种“重生轻死”的粗陋状态。

  在这一背景下,顾晋代表所说的两种极端情形出现了。一种是过分“求生”。许多绝症患者饱受病痛折磨,但即便病人早已对治愈性治疗没了反应,患者家属乃至患者本人也不肯接受舒缓治疗。过度治疗的结果往往是病人多受罪,家属精疲力竭、人财两空。另一种则是过分“轻生”。一些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年轻人甚至是儿童,对死亡缺乏最基本的敬畏,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缺乏应有的尊重,并因此而走上了杀人或自杀的歧途。

  有鉴于此,死亡教育就成为一种必要,它本质上是生命教育,目的是让人们敬畏生命。死亡教育,可以帮助人们从生理、心理、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对死亡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了解,最大可能地减少在死亡观以及生命观方面的缺憾;死亡教育,可以从逆向方式阐述生死关系,加深对自身生命价值的领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之更加珍惜生命,降低恶性事件的发生;死亡教育,可以有效遏制过度治疗,引导人们接受舒缓治疗与临终关怀——既不是治疗疾病或延长寿命,更不是加速死亡,而是通过消除或减轻病痛与其他生理症状、预防并发症等姑息治疗来提高临终者的生命质量,排解心理问题和精神问题,使人平静地面对死亡。

  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死亡教育就已进入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中小学课堂。甚至,早在二战之前,死亡教育就已成为很多欧洲家庭子女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家长们会要求十几岁的少年写下自己的墓志铭。相比而言,我国的死亡教育明显有些滞后。这些年,虽然个别学校有些这方面的尝试,但总体来看规范系统的死亡教育闪付阙如。我们应该加快步伐,尽快补上这方面的欠账。从这个角度看,顾晋代表建议死亡教育从小抓起,建立覆盖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全过程的死亡教育体系,堪称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要知道,对成年人而言,很多传统死亡观念已是根深蒂固,改起来难度不小,教育效果可能不容乐观。但是,从小学阶段抓起,并一直系统地抓下去,教育效果肯定要好得多。毕竟,青少年时代是一个人心最柔软、可塑性最强的时期。在这个意义上,不妨从小学开始就把死亡教育列为一门必修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