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一部名为《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与实践》的力作，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该成果全面、系统、深入地对马克思恩格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视野，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内容，对于展现马克思主义的生机活力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代表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学术研究的前沿水平，具有重要的学术创造力。

　　这一重要成果的作者，正是山东师大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李爱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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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爱华，1953年9月生，山东聊城人，中共党员，博士生导师。现为山东师大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总负责人。曾任山东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兼任过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会常务理事，以及山东省国际政治和国际共运学会会长、山东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几十年来，李爱华教授一直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对外战略的教学与研究，就此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先后承担了三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获山东省社会科学重大成果奖一项，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一项、二三等奖有十项之多。2017年获山东省社科突出贡献奖，2018年被推选为改革开放40周年山东省社会科学名家。

　　新浪山东《山师学者》栏目，走进山东师范大学，独家对话“励勤不殆，华章溢彩”的李爱华先生，一起领略这位学者的别样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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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自1978年2月开始，您进入山东师范大学求学，随后留校任教，与这所学校有着几十年的不解之缘。在这些时光中，有没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事情呢？

　　李爱华：我是七七级恢复高考第一届进入山东师范大学政治系。来自鲁西一个贫穷的一个农村。能有这样一个进大学深造的机会，是很珍惜的。经过四年的学习，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多个学科方面，可以说打下了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基础，为我以后的教学科研工作奠定了这样一个良好的条件。大学毕业以后，我就留校参加工作，当时各方面的条件还是很艰苦的。我爱人和孩子在农村，我自己在这里从事教学工作。那时，从自己思想上来看，是想追求尽快的能够胜任做一个高校教师的职责，所以每天都是集中精力写一些东西、备课，争取先上好课。我在老师的指导下，在这个方面，我进步还是比较快。从八零级的本科生，我就开始给他们上课。经过多年的锻炼，后来又感觉到还要再进一步地提高自己。所以1985年，我又考取了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的研究生，在那里又经过研究生阶段进一步的培养深造，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上有新的提高。从那毕业以后，又回到山师。

　　就我本人来讲，实际上可能每个人的禀赋不同，我并不大适合于搞社会科学。因为我从小酷爱画画，一直都是想搞美术。我曾经三次考过美术学校。最早是72年，那时候我还上高中，就到济南来报考过“五·七”艺校，就是现在的艺术学院，那时候叫“五·七”艺校，它那里有个大专班，我也参加了考试，考素描、考速写。但是由于对这些学院派的教学要求根本不懂，也就没有录取的可能。1975年，那时候有推荐工农兵大学生，我又报考过美术院校，报的是泰安师专美术系，也没被录取。77年恢复高考，我报山师第一志愿就是山师的艺术系美术专业，参加了考试，但是最后也没能被录。但是山师的艺术系，它是先招生，一看这个学生文化课考的还不错，后边报的还都是和政治有关的一些学科。因为那个时候我就在我们公社里担任文化站站长。那是算农村聘用的干部，一工一农，从事一些文化工作，有时候也进行一些政治方面的宣传，开有关大会的叫我们写相关材料，所以我对政治也比较关心，像刷标语、刻小报、办专栏等等。所以文化课我报的专业，一个是吉林大学的政治经济学，那个时候对政治经济学是一点不知道干什么，我以为是当会计、算账，不管怎么样，只要能够考出去就好，而且想走的越远越好，跑东北去。另外一个志愿就是报的烟台师专的政史系，想着到海边去。山师这边，我报的是美术。后来山师美术专业没被录取，就把我的材料送到政治系去了，说你们看看这个学生很不错，你们要不要。政治系的老师们一看，我们正想需要这么一个能写会画的学生，所以就把我留在政治系了。在上大学期间我也从事了一些文化宣传、文娱活动这些方面的一些工作，比如办黑板报、刻小报。有时候老师给我们讲哲学、政治经济学，一开始我真是听不大懂，必须得得下功夫。但是既然入了政治系学习了，就还是要下功夫，所以我就下决心好好的读书，认真的思考一些问题。总的来看，这四年过来以后成绩还不错，所以我也没想到被留校，专门从事政治理论的教学和研究。所以我也讲，人的职业选择并不是完全按照你个人的意愿、个人的爱好，但不管怎么样，社会选择了我们、国家选择我们，把我们放在那个岗位上，我们就要尽心尽力去做，并且争取做好。从那以后，我就比较下功夫去读一些书。

　　我在留校以后，从事教学工作。在我们所在的教研室里，我的老师有了我很大的帮助和指导。那个时候我主要是从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教学研究。在这个学科上，对我帮助最大的就是孙希圣老师和王汉生老师。他们都是我老师，本科的时候给我上过课的，我留校以后，他们又继续指导帮助我怎么样搞好教学，如何来从事研究工作。那个时候，我还不是一下子就完全承担一门课。老师主讲，中间安排我们上一两章、两三章的内容。事先我们备好课，都要给老师汇报，老师提出哪个地方应该修订完善，哪些地方应当注意怎么讲。然后我们上课的时候，老师每一次都去亲自听课，听完课以后，该肯定得给你肯定，有哪些不足，指出下次再注意。所以说没有老师的这样一个指导帮助，我们想上好课恐怕是比较困难的，会花费更多的探索的艰难过程。后来我觉得在科研上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王礼训教授，他担任过我们学校的副校长、副书记，他是国际共运史这个学科领域的国内知名专家。他原来在聊城大学，那个时候他在科研上就取得了很重要的成就，国内重要的期刊上发过他的论文，他还在那里创办了一个《共产国际研究》，这么一个刊物。打造了国内有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学科的研究阵地。我们省内的几个国际共运史研究专家，王礼训老师他们还共同编了教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山东本，当时出版印刷了很多，影响也很大。王老师后来又到了我们山师来工作，又在科研上给我很大的支持、鼓励、指导。所以从我的成长道路来看，他们给我起了一个很好的引路人、带领者、指导者的作用。

　　2、您长期以来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研究，您的《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与实践》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荣获第十一届山东省社会科学突出贡献奖，获山东省社会科学重大成果奖等奖励多项。您在进行科研工作的时候，都有哪些治学原则？

　　李爱华：我自己体会最深刻的应该是勤奋。

　　从我个人的教学研究工作来看，有些问题可能因为长期积累、考虑的比较充分，有时候搞的还是比较顺。 有时候自己就没有意想到，这个东西写出来，很快就被比较高的学术刊物采用发表了，而且还在社会上引起了比较好的反响。有时候自己就没有想到弄的这个成果还有这么大的成绩。但是更多的情况下，是感觉到艰难，费了很大的劲，反复的查找资料、反复的思考，就是苦于找不到一个好的能够推进这个题目研究的思路。所以有时候也感到很受打击，很灰心。但还是要坚持搞下去，不能放弃。但是搞出来的东西，有时候就是费了这么大的劲，反而没有像自己想象的能够达到比较好的效果，这种情况也有。当然后来再继续往前发展，我也体会到，你真下功夫研究这个问题了，可能一时你说我马上就想发表，发表以后就想获个什么奖，这个可能做不到。但是它的价值和意义那还是很大的。它为你以后思考别的问题，开了路，提供了基础。有时候过了十几年，回过头来再看这个东西，认识就更深刻了。在这个基础上再进一步的加工、再修订，那就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成果、很好的东西。我的有些文章也往往就是，当时写好了就撂在那里，甚至也投过稿，人家都不给发。我的文章有些是过了十多年，甚至时间更长，回过头来我觉得有意义了，我再搞，这个时候就跟当时搞当然不一样了，能力水平都不一样了，所以就会出现很好的成果。所以只要下了功夫努了力，没有白费的。人的科研之路它总是这样，是一步步的向前推进。我在科研当中碰到一些困难和难题，觉得实在走不下去了，也不要灰心，可以暂时放一放。但不要觉得我就不搞了、我不行，不要这么认为。特别是我先后承担过三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研究课题，现在我还正在承担着马克思主义和平理论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的重点项目，搞起来确实是很难。我弄东西也比较慢，弄的时候又比较追求尽可能的精致。有时候碰到一个小事，甚至一个数据，历史上的一个小事件或者一个文件，拿不准，你要去搜去查，有时候就折腾大半天。但是，科学研究来不得半点浮躁、来不得半点糊弄。你必须把问题搞准确，那才行。

　　在我的研究成果当中，我感觉值得一提的，就是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的那个成果。一开始，这是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的一个课题。这是我承担的第二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开始题目就叫“马克思、恩格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呢？因为这个问题我觉得一直是比较大的一个理论问题。在过去，就是改革开放之前，建国以后的很长一个历史时期，我们之所以走了一些弯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问题。突出的就是教条主义的错误。它不仅仅是教条主义，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本来的它的内容，它的一些精神实质性的东西，理解的偏颇了。有时候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对抓住的这个点过分强调绝对化，其他的东西就不管了。没有像邓小平后来讲的要全面的完整的来理解马克思。再就是把我们革命时期取得的一些经验，尽管那个是很成功的经验，但是你搬到社会主义建设当中来，那显然它也并不那么完全适当。但是我们就是把我们理解的不是很确当，没有考虑到现实发展的这些东西，又把它教条化，加以固守。所以这样问题就越来越多。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看邓小平的论述，首先是要破除两个凡是，然后进行了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解放思想，其中还特别讲到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对待毛泽东思想，要完整准确的理解，不能抓住只言片语就认为是绝对真理。实际上，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以科学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所以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邓小平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这篇文章发表在《聊城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以后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而且放在首篇，还加了几个字，“重点推荐”。后来我一直是比较关注这个问题的。写过多篇类似的文章。针对毛泽东讲过的，“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句话我做了更深入的分析。当然这个话整体意义它是不错的。但是原来我们关注的是什么呢？关注的是最后那个“准”字，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放到哪里都准，只要准就行了，就按照我们理解那个马克思主义就去弄去，结果反而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这个问题在哪里呢？我就思考这个事儿。我提出，我们不光要关注那个“准”字，更重要的还得关注前边那个“放”字，“放之四海而皆准”，还得看你怎么放。你放的不对头，那就准不了。我围绕这个题目，我就又写了一篇文章。要关注这个“放”。首先你得放的是真马克思主义，首先要求真，你已经把马克思主义片面理解了、已经歪曲性的理解了，你怎么放也准不了。另外，要务实。尽管对马克思主义理解正确，但不顾现实的去放，那也不行。这就是放之求实。最后一点还要放之创新。放的时候，不是说光简单重复一些结论性的东西，还得结合现实，探讨新问题，找出新办法，形成新思想新观念，推动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这样一来，才能达到“准”的效果。所以说，如果不管“放”光管“准”，那往往就不准。写了这篇文章以后也是很快就发表了，是在华中师范大学的《社会主义研究》，在那上面发表的。

　　在那个时候，我就开始逐步就比较关注、思考这个问题，慢慢地积累的东西越来越多。除了邓小平之外，后来江泽民、胡锦涛都有这个方面的强调，要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我在这个基础上申报了这样一个国家项目。我们要确立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就要看一看，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是如何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找找根。这样对于我们今天要确立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确立什么样的态度，我觉得是很有帮助的，做寻根性的研究。这个课题是经过长期的思考积累，慢慢的上了这么一个项目，研究出来这样一个成果。上这个项目以后，那三年我是全力投入到问题研究当中，费了很大劲、查了很多材料，经历了很多研究当中的攻坚克难的努力，最终取得了这样的成果。

　　随后，我的好多成果，除了前面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态度这个问题，一直是不断的深化进行研究之外，另一个研究的取向就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进入90年代以后，受苏东剧变的影响，我们这个学科可以说受到的挑战影响最大。因为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搞了70多年，说垮台就垮台了。苏联共产党，那是第一个执政的共产党，在这么大的国家执政，说完就完了。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陷入了低潮。马克思主义理论过时论、无用论、共产主义渺茫论，那炒得一塌糊涂。在这个时候，你还想在这个学科里从事科学研究，还能出成果吗？受这样一个大环境的影响，我们在科研上一度变的更加困难。但在这种情况下，我还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一度也受影响，有所转向。转哪去了呢？转到搞国际政治国际关系那里。后来搞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高校老师，大多就是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那里转过来的。转过来这些东西原来没大接触过，它毕竟不是一回事。所以自己又重新有一个学习这个方面的书的过程。那个时候更多的是翻译介绍西方的东西，咱们国内只有对外政策的研究，没有什么国际关系理论。但是，毕竟我们这个学科的基础是在马列主义、国际共运，你怎么转它也别扭。所以我们招了国际关系的硕士生，上了这个点了。后来一度到了2000年以后，还招了国际政治本科生。我也开始给他们上这方面的课，讲国际关系理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那很难的，我费了很大的劲。但是总是和你原来的学科基础是有差别的，别别扭扭。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想在这两者之间找一个契合点，同时也是随顺着整个学科的发展。搞国际关系的，从一开始80年代起步，我们国内有了国际关系这个专业、有了这个方面的课程，派出了第一批研究生到海外求学回来以后，他们奠定了这个学科，更多翻译介绍西方的东西，在这方面他们做出很大的贡献。但是你不能老是局限在介绍研究西方的那些东西，它毕竟和我们要从事国际政治，开展国际关系，在目的上性质上它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能完全照搬西方。搞国际关系的学者，搞着搞着就把西方的东西差不多了，你再弄还能怎么弄？他们也在想方设法，得要构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打造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学派，提出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政治学，或者叫国际关系学，也开始朝这个方面来努力了。在这个情况下，实际上就有利于实现马列主义和国际关系理论的结合了，我也随顺着这么一种倾向，开始朝这个方向来努力。我还是比较早的朝这个方向努力的。那么，要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就得想方设法的研究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思想当中有没有国际关系，他们是如何来剖析国际政治，如何来提出搞好国际关系的？所以我就开始朝这个方面来努力。我是比较早的嗯从事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这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发展研究方向。我也连续发表一些文章。我承担的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也是试图在这个方面做一些研究，但那时候主要还是立足于中国，主要从对外开放的这个角度探讨一些问题。在这样的研究的基础上，2006年我主持搞了一本书，题目就叫《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据国内有的学者说，这是国内第一本。我在那本书的前言当中，也把我们这个研究的进路，怎么一步一步的发展进步，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做了说明。这本书出版之后，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各方面介绍的引用这个书当中的观点的比较多，特别是还引起了当时我们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院，一个前任老领导，柳瑟青老先生，引起了他的关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院，现在还有，前身叫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它是直属国家重点学科，它有一个全国性的刊物，《现代国际关系》。柳老先生担任过所长，十多年的所长，担任《现代国际关系》杂志的主编有十年之久，后来年龄大了，八十多了退下来了。柳瑟青老先生比较关注，就直接给我来信，肯定我们的研究。虽然那时候他已经不当领导，但他还一直给我们来信，鼓励我们研究。前后我跟他通信多次，虽然一直没见过老先生的面，后来他提议，能不能召开一个全国的会，把你们前期的成果再出一个文集。我说，开会可能现在条件不大成熟，出文集可以考虑，他还提供了一定的经费支持。我最后不是完全按照文集的形式，而是打造成专著的形式出版。到2013年，我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专题研究》这本书。所以这两本书，就是2006年《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和2013年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专题研究》， 可以说奠定了我在国内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当中一定的地位和影响。现在好多学校这个专业的学生，都以我们这两本书作为他们的重要参考书。

　　最深切的体会，我就把它概括就是一个勤字，勤奋的勤。再进一步细致考虑，我就考虑要做到五勤。首先是勤读书，你真的要下功夫博览群书，特别像我们搞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人，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得下功夫去学习去钻研。要不然你没理论功底，光人云亦云的在那里瞎吆喝，这个不行。第二个要勤观察。勤观察就是说你不能死读书，还要关注社会的发展。像我们今天通常都说世情、国情、党情，都要仔细的去观察，了解一些实际情况、发展情况，这样才能够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把握住现实发展当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思考，能够很好地进行解释分析，并且提出解决办法。第三，就是勤思考。在读书观察的基础上要动脑筋思考，不能说只是读了，光教条地背了就拉倒。观察社会问题也不是说好的我们就跟着吆喝吆喝配合鼓掌，觉得自己不如意的就发发牢骚，这个不解决问题。经过思考就是说要分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讲的一些东西不那么合拍？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过时了，还是现实出问题了？你得探究这些东西，经过探究寻找解决的办法。第四个勤就是要勤写作、勤动笔，要把自己思考的东西能够表达出来。不是说光我自己思考了，过后一转头忘了，那就拉倒了。所以这样就要从事科学研究，探讨一些问题，阐发自己的观点，来推动整个国家理论的发展和实际的进步。最后一个勤，还要勤交流。因为不论从事教学也好，还是从事科学研究也好，都不是完全按照个人的意志封闭起来搞的。它是大家共商共进的一个过程。所以只要自己有什么想法，那就要尽量讲给别人听，征求其他同仁学者的意见。有些学术会议积极的参加，有条件也可以把一些学者请进来共同交流。特别在今天这个信息化时代，没有这个广泛的学术交流，要想获得进步，那是很难的。所以我想呢，如果说一定有什么治学上的心得体会的话，这是我体会最深刻的一点。

　　3、您是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学位授权点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总负责人。您认为自己的学术研究之路与山东师范大学的学术发展有哪些共通的地方？

　　李爱华：这应该说是很多的。不光是共通，应该是完全一致，是完全同步的。山东师范大学作为我们省重点建设发展的高校，它的天职使命就是教书育人，而且主要体现师范特点，是培养老师的。所以基于这一点来看，山师对学科建设发展、对学生培养质量的要求一直都是比较严格的。我整个的一个治学之路，我觉得也紧紧是围绕着如何搞好教书育人来进行的。

　　从我个人的求学成长，到从事教学科研的发展之路来看，我考虑大体上可以分成四个阶段。一个阶段就是大学四年到毕业留校以后的一段时间。那一段时期基本上是属于在政治学理论领域当中，从一个懵懂青年到孜孜求学，然后初步确立了学科基础知识的一个阶段。一开始上大学的时候对政治系到底学什么，不知道。包括我第一年上大学，暑假放假回到家里，到我曾经工作过的公社，我们公社的领导还问我，政治系学什么，成天念报纸吗？所以都不知道到底干什么。我也是入了学之后才知道我们要学习的课程，四大门主干课：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另外还有其他一些课程。四门主干课的课时都比较多。我才知道了，每一个课它包括哪些主要的内容、哪些基本的观点，踏进了这样一个学科领域的大门。但是一开始学，当然是初步掌握这些东西，尽量的想掌握得全面一些、扎实一些。那个阶段我确实也读了一些书。不能说是多么恶补吧，总之凡是能看得书，尽量去看。毕业以后就留校从事国际共运史的教学研究。那就得专门就这个学科再拓展你的知识面，再深化你对基础知识的掌握和了解。另外怎么着才能够上好课，自己理解了还得把它讲出来，还得让学生能够听明白，让他们也能好好理解，所以在这些方面也做了一些努力。大体上，从我1978年2月份上大学，到我85年下半年去武汉，到华中师范大学去读研究生，这个阶段算是第一个阶段。这是学习、求知的一个阶段，还谈不上研究。

　　到了华中师大读研究生这个阶段，我受研究的影响比较大。因为那里的老师都比较注重科学研究，比我们高年级的研究生，那个时候华中师大就有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的博士了，开始招博士生了，他们在这个科学研究上风气很热，有的读研究生几年发好几篇文章，所以我受他们影响比较大，开始在原来求知的基础上自己也写一些东西。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就是在那个期间发表的。我写了一篇谈党内个人利益的短文。在这之前没有讲个人利益，特别是党内个人利益的文章，都是一切服从党，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但是那个时候，当然也是处在思想解放的一个阶段，也有人开始讲党内个人利益，包括邓小平讲的时候也是关心党员的个人利益。所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那个文章篇幅也不大，也就充其量三千字。写了以后老师也帮着我指导和修改。可能是在1987年的第二期《社会主义研究》上发表的。那是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我也很高兴，毕竟是自己的一个成果。从那以后也调动激发了我从事科学研究的兴趣。读研究生毕业以后又回来，回到山师。所以从1985年去读研究生，可以说已进入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在科研上开始探索，努力有所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

　　研究生毕业以后回到山师，我在继续从事教学的过程中，开始做一些科研方面的工作，连续发表了多篇论文。但是那个时候，那个时候还不提倡高校老师去从事科研。当时是不提倡不鼓励搞科研，认为教师就是备好课、上好课就行了，有这么一种思想。谁要比较多的往科研上投入一些精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发表了论文了，或者出了书了，反而认为这是不务正业。有这么一种悖论。我曾经和当时系里一些老师，包括我自己的老师，我都跟他们争论过这个事。我就讲，不搞科研，可能能够上好课，因为你读的书很多，看东西很多，知识很丰富，那可能能够上好课。但是搞了科研，会使你的课上得更精彩、更深入，因为你有自己的研究，有自己的观点，你能够展得开，不是光局限到把教材上干干巴巴的教条。但是那个时候呢总的来看，它还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科学研究的这个氛围，条件也还不是说多么有利。但在那个时候，我基本上还是可以说顶着某种压力，要克服这样那样一些不利的条件，还是想坚持在科学研究上能够提升自己的能力，并且争取有一定的成果。我觉得这样再来反哺教学，能够把教学搞的更好一些。慢慢的，像刚才我说的那种不重视科研，甚至还排挤的这种空气氛围，在越来越改变，大家逐步逐步都认识到了，科研带动教学，推进教学的重要性，到90年代中后期，就形成了在科研上的这样一种学校倡导鼓励，老师们彼此之间也形成了一种互相竞争，共同研讨发展这样一个良好的气氛。80年后期那个时候，搞科研那还是比较艰难。第二个阶段总的来看是在科研上比较艰难的一个阶段，也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披荆斩棘向前发展的一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就是1997年以后，人们开始重视科研、提倡科研，条件好了，甚至也开始提供经费支持。再加上评职称要求必须有科研成果，科研成果弱了还上不去。所以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科研的热潮。我是1998年当教授，我评教授的时候，科研成果就很重要了。为什么我把它界定到1997年，因为1997年我申请获得了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时能够申请国家社会基金项目的还很少。我连报了两三年。那个项目是关于我国对外开放中的重大关系研究。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承担比较像样的课题，进行了比较重要的一些研究项目、研究工作，可以说进入了从事科学研究、发展的比较成熟的一个阶段，也是成果比较多的阶段。这个时期连续承担了多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出了不少的书，也得了不少的奖，取得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成果。

　　至于第四个阶段，就不划一个阶段也行，划一个阶段当然也可以，就是我60岁以后，到现在这几年。随着学校的发展，我自己也在不断的进步。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特别是现在受西方思潮这样那样的一些影响，有些学者或者艺术家，比较多的强调抒发个人的意识或者情感，强调实现追求个人的价值，展现自己的个性追求。我觉得这也无可厚非。但是个性的张扬、个人价值的实现，它都是离不开社会的，而且在社会当中，首先你是在哪个单位，你得融入到这个单位发展的主要方向、主要任务当中去。要不然的话，脱离了高校教学育人这样一个天职，我个人想讲什么讲什么、想写什么写什么，那就没有多大意义和价值了。现在西方思潮影响当中还有一种叫公共知识分子论，比如说简称公知分子论。什么意思呢？这些人他倒不是完全自我封闭起来搞，我搞我那一套，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他倒也主张介入公共事务，关心公共利益。但是他是以一个好像完全独立性具有批判性的超阶级、超时空的这么一个身份来介入公共事务，关心公共利益。他把自己打扮成公共利益的守望者，社会公共事务正义的一个化身，批评这个批评那个什么都看不惯，好像不偏不倚。实质是摆脱了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主流思想意识。这么搞肯定也不行。所以说，我们个人的治学之路，必须和整个国家的发展、和你所在的单位，你所承担的社会职责、社会使命相关，这样你才能够搞得好。你给你所在这个单位、给这个国家做贡献，那你自己的价值就体现出来。

　　4、山东师范大学作为省部共建高校，植根齐鲁文化沃土，现已发展成一所学科专业齐全、学位体系完备、师资人才充沛、社会声誉优良的综合性高等师范院校。作为这所学校里德高望重的教授，您认为这所学校最核心的文化内涵是什么？

　　李爱华：最核心的内涵，我感觉到就是校训当中所阐发的那几点：弘德明志，博学笃行。不论是什么类型的大学，德育的培养都是首位的。要成才，首先要成人。所以说，山师首先强调弘德，这一点我觉得是对的。另外志向要明确，志气要坚定。对自己所从事的学科专业，要有一种孜孜不求的探索研究的精神。博学，就是我是搞这个学科的，特别在现代社会的发展条件下，我就其他什么也不管，要尽可能的博览群书，广猎各个学科部门，使自己的知识面更加开阔、更加丰富。这样呢，你能够给自己研究那个学科打一个比较宽的基础，它才能够支持你在这一个学科方向上走得更远。当然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后边这个“笃行”这个“笃”字强调得很好！我也特别欣赏校训里的这个字。就是说你干什么要有毅力、要有恒心。不能说你戳了一两下就拉倒了，碰到点困难就退缩了。因为你搞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所以要有笃行的坚韧的精神。当然，笃行不是一意孤行。刚才我讲了，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要求，随着所从事的职业的使命，咬定青山不放松，坚韧不拔的搞下去，这样就能够作出贡献。当然，在这个基础上，根据我在山师这几十年的学习、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我感觉到山师还有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严谨。校风、教风、学风，都是比较严谨的。所以山师培养的学生在社会上很受欢迎，到哪里都是以严谨的态度、严谨的工作作风来从事工作。因为我在咱们山东走的地方、了解的比较多，一提起山师毕业的学生来，我还没有听到说不好的，都是夸奖。

　　5、您是桃李天下的教授，您有哪些心得可以与青年学子交流吗？有哪些忠告可以提点青年学子？

　　李爱华：我本身是从事教育工作的，自己也是从年轻时期走过来的，所以深感对年轻老师的传、帮、带，这是非常重要的。年轻老师也非常希望从老教师那里能够得到一些引领和支持。这些年来，我在从事好正常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同时，我还是很关心年轻教师的成长的，尽自己的可能来帮助他们发展，包括他们报课题、写东西，以及在教学当中有些问题，有很多年轻老师也愿意跟我商量，我也会提出我的一些看法，进行交流。当然，这对我本身也是一个促进。

　　青年成长，不管整个国家社会还是一个单位，都是未来的希望。所以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成长，才推动了我们山东师范大学不断的发展进步。未来当然是在青年老师的身上。我对年轻老师如果说提点什么的话，我要从三个方面体现对生活的一种科学态度。我觉得树立对生活的三个方面的科学态度。我在别的场合，有时候我们学生毕业，或者我给青年老师讲的时候也说过，第一就是要热爱生活，第二是要创造生活，第三还要会享受生活。我觉得热爱生活这是个前提。不管生活会对我们怎么样，把我们推到哪样一个位置上，我们都不应当对生活厌恶或者失去信心、失去爱心。所以热爱生活，这是一个人成长成才的前提。当然在生活当中，它不可能是一帆风顺，总是会遇到这样那样一些坎坷，甚至觉得自己碰到一些不如意的一些事儿。但是也不能光埋怨生活、厌弃生活。有的年轻人动不动失去了生活的信心了、离家出走了、跳楼了，这都不行。什么时候都要有一种积极的态度来对待生活，热爱生活，这样你才能够生活的更好。第二点创造生活，热爱不是光在口头上，你得落到自己行动上。落到行动上是什么？那就要创造。美好的生活是等不来的，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努力去争取的。我们要撸起袖子加油干，要有实干精神。那才行。所以要创造、要创新，使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越来越发展。只要我们努力了，生活不会老是对一个人不公，你总会有机会来发展自己，作出贡献，展现自己的价值，取得自己能够达到的发展的好的程度。最后一点还要学会享受生活。享受生活是有很多道理可讲的。你不热爱生活、不去积极创造生活，你光想享受那显然不行。所以说，享受生活那是建立在热爱生活、创造生活的基础上的。当然，在这个条件下，如果我们有条件，就要尽量的去感受生活的美好。穿得更好一点，吃的更好一点，住得更穿宽敞一些，过得更舒适一些。你只有享受生活，从生活当中感觉到生活的乐趣和意义了，你反过来才能更好的去热爱生活，才能更好的去更积极的去创造生活。我觉得这三个方面对于每一个青年学子来说，如果做好的话都是很有益的。再有一点，我觉得从这个基础上更聚焦一下，就针对我们山师的青年老师们，包括青年学子们，我觉得要做好自己，还是要有一个积极努力的责任担当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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