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年仅26岁的他在本科毕业后的第三年，在《奇偶点图上作业法》一文中提出了被称为“中国投递员问题”的最短投递路线问题，引发海内外关注；1984年，他出任山东师范大学校长，首次将科研工作提升为学校发展战略，引领学校成为创新发展的沃土；他，就是管梅谷。
管梅谷，1934年10月生于上海，1952年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毕业后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1957年毕业后在山东师范学院数学系任教，1980年评聘为教授，1981年被批准为运筹学与控制论专业博士生导师，1984年12月任山东师范大学校长，198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被评为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是第六届、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曾兼任中国运筹学会副理事长等职。1990年9月调复旦大学工作，1990年至1995年任复旦大学运筹学系主任。1995年后，曾在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工作六年。
管梅谷主要从事运筹学、组合优化与图论方面的课程教学和科研工作，先后发表了《线性规划》、《图论中的几个极值问题》等代表性论著，在国内外享有极高威望。他擅长调查研究，注重运用数学知识和理论解决各类实际问题，他致力于城市交通规划的研究，在我国最早引进加拿大的交通规划EMMEⅡ软件，取得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
新浪山东《山师学者》栏目走进山东师范大学，独家对话“研学有道 蜚声中外”的管梅谷先生，一同领略这位学者的别样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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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山东：1957年您自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就在山东师范大学任教，从22岁来到山东师范大学到55岁离开，请您讲一讲您与山东师范大学是如何结缘的。
管梅谷：本来我在华东师大，我肯定在这一届学习第一。实际上，我这一辈子说是在大学里学习，不如说是在自学。我在大学两年我去找我老师，我说我感到这些课都太容易，你能不能让我读点别的？他就给我一本书，我记得一本纯英文的，我说我还不会读英文书。他说你中学里面读过英文吗？我说我读了，我读了很多年了。他说，那你怎么不会读。我说好，我就拿着出来了。那个暑假第一天，这一天开始我就自学，每天跑到我家的附近一个图书馆借本英文字典，就这么自己学。学了两年以后我感到我的学习肯定是最好的。当时叫统一分配，分到山东，写明山东高校。我们去的时候12个人，一起到山东省教育厅报道，有两个是直接分到学校去。教育厅这么说，你们两个女的是直接分配的，另外十个人都是高校，两个地方，六个在山师四个在曲师，至于谁到山师谁到曲师，你们自己开会商量。结果我们回来就开会。我当时已经临毕业的时候结婚了，我爱人分在山东建筑学院，我是明显的，因为我爱人在济南，所以我必须在济南，所以我就是山师。我就是这么留在济南、留在山师了。我当然很喜欢在上海，因为我本来是上海人，但是在济南呆的很好的，我感到还不错。就这么一呆就呆了三十多年。我也就这么自然而然的和山师结上了缘了。
我的印象这个学校还是不错的，老师们工作的还都是努力的。后来我在山师当校长，我想改变的就是一件事情。我当了这个山师大校长以后和前面的领导不一样的就是有一个最主要的差别。去年我到山东和新的校长和书记一起开一个会，还找了一些老教师来参加，跟我一起座谈。他们就说了一句话：“管校长在山师大，他们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件事情，他是第一个提倡要搞科研的校长。”而且我是很强调要搞，你们可能不太相信这条。搞科研很好的事情，实际上要强调搞科研在当时的情况下，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得罪很多人。我搞一个政策，这个政策一部分人受益，一部分人反对。为什么搞科研会收到很多人反对呢？因为强调搞科研的最明显的结果就是，升职升的时候科研要紧不要紧。现在很普遍了。好像你升职称一点不搞科研，很难升的。我当时就说了一句话。因为当时文革结束以后不久，职称刚刚恢复不久了，很多人都没有升上去，很多人年纪很大了，四五十了还是助教，都想先升个讲师、再升副教授。我当时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想升副教授的人至少学过一篇文章。这个标准高不高？现在应该是很低很低的标准了。但这标准受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因为很多人没学过。一篇没写不是就不能升了吗？当时一篇没写的人很多的。现在不稀奇了，谁都写过很多文章，可在当时是很难的。这和山东师大的某种历史渊源有关系。因为山东师大1950年成立的，它主要是两个来源，一个来源就是解放前山东师范学院这批人，另外一批就是齐鲁大学，齐大的理学院、文学院很多教师调过来、这两批人组成一个解放后的山东师院，就是新的山东师院。这里面有很多人，特别是从解放前的师院来的，他的观点就是教书，没有科研这个印象的。这批人来了以后年纪就不小了。你说像搞数学的，我到了四五十岁从来没研究过，说你搞科研去，不是这么容易的、很难搞的。所以我自己感到，我对山师如果做了一件什么贡献，就是他们认为我是第一个很强调科研的校长。我为什么很强调科研？我当时有一个想法，因为我对师范学院也有一种想法，我觉的一个人，我和一个人聊天，大概谈个个把钟，我能判断这个人是喜欢创造的还是不喜欢创造的，我能判断出来这个人看来是很保守、喜欢做固定的某些事情，或者是这个人很想搞点什么东西。我当时很想搞点东西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比方说我在1957年毕业，我写第一篇论文是在1959年本科的时候，按理说本科毕业过两年，硕士还没读完呢应该，我已经开始写文章了。但是这里面有一条就是，因为我在华东师大曾经有两年，非常花力气的自学，很花力气。这样子一来我就对数学研究这么一套什么论法很清楚了。我是很想创新点什么东西，这个想法一直很强烈。如果学校里面的老师是很喜欢创新的，那么他会影响我们的学生，而我们的学生将来又是老师，他又会进行研究，影响外面的学生，所以我感到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一直强调这个，虽然有很多阻力，但还是慢慢的起了作用，在变化。到了现在我回去看，我说这下厉害了，现在跟我们那时候比很厉害了。我当时没想到山师大会搞得像现在这么好，比那时完全不一样。
你们大概不会想象到，我那时大概三十多年前，1984年最后一天，12月31日任命，我等于1985年1月1号去上班的。从1985年到现在32年，人家说是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一回去看，真的不一样了，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们没法想象的。一个是老的基础，解放前因为我们的这些基础里面很大一部分，是老的师范学院，而解放前的师范学院是没有科研的想法的，这帮人来了以后，这帮人的人数比那帮人还大，所以这个很难变化。后来又有文革，我们在文革后又要做其他事情，科研在山师非常非常不受重视的。我一直想做的事是改变这个状态。去年我回去我很高兴，我看到现在真的改变了，我在那边的时候，虽然花费了很多心血，到底还没有改变多少，但现在改变很大很大。
新浪山东：您在山师工作生活了30多年，在这些时光中，有没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管梅谷：对我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变化，也是我从来没想到过的，就是我本来是搞数学的，搞数学的都是搞很理论的东西的，搞应用的很少很少。我原来在华东师大的时候，我自己的研究也是在数学的理论上，做进一步的发展。在华东师大有一位老师，他跟我关系非常好，他个别指导我很长时间了，我跟他的学的。简单来说就是代数了，那是纯理论的。那我后来到了山东，我还是想继续这么搞下去的。全国，包括北京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他们以前也是全搞理论的，没什么搞实际问题的。当时他们开始出去搞一些实际问题了，也发表一些文章，他们在数学研究所搞这些东西。我怎么会去搞实际问题呢？我们系里开会，学这个东西，学完了以后，我们老师说谁愿意出去试试看实际问题，当时说了以后根本没人站起来说话，大家都冷场了。冷了半天以后，我说了一句话，我说的这句话改变了我的整个一生，我说“我去吧”。系里面领导一听很高兴，马上从系里面调了三个学生过来跟我说，你带这三个学生出去一个月，也不要上课，就在外面想办法去联系实际。我想这样就好了。可是我出去搞一个月，我在济南跑了很多地方，最早到公交公司，后来到运输公司，到处跑，想要找问题。一个月过去之后，我的感觉是一点都没收获，我也没找到一个问题，我也不能解决问题，我就回去了，我又回来上课。当时我的想法是，以后再有人说谁敢去联系实际，我再也不敢说我去了。我去了一个月感到这个事情实在是太难了，对实际我们一点也不懂。可是后来，因为这跑了一个月产生了一个什么结果呢，1959年上半年，，我毕业还不到两年，到放暑假的时候，突然系里告诉我，说北京搞了一个暑假的训练班，叫运筹学的训练班，给了我们山东省三个名额，省教育厅分给了三个学校山东大学、山东工学院、山东师范学院。山东师范学院的名额给了我们数学系，数学系就叫我去，其实我前面这一个月虽然没搞成，但是这个出去学习谁也不会去，因为谁也没表过态，就是我一个人表过态，就让我去学。我到了北京，我很高兴去，我不是想去学这个，而是我没去过北京，去玩了玩很好，一个暑假在那边，听了好多课。听课其实很泛泛的，就是运筹学，有很多分支，每一个分支一天到两天，上午上课下午讨论学习。一个月很快就完了。我就回到济南们，回到济南我就说，今后我再也不碰这些东西了，因为我知道这个实际不好搞，虽然学了一个月运筹学，但一看就知道，这个东西和实际差远了，很远很远，我就回去教我的书，脑子里还是想进修我原来的代数。1959年的下学期，暑假过了一个月左右，突然有一天晚上，说是在珍珠泉礼堂开会，我们都去开，我也去了。大概你们现在没法想象当时是什么情况，省里面一个省委副书记，叫刘季平，我记得他名字，他是上海调过去的，原来在上海做副市长还是副书记的。开会上面贴个标语叫“大搞科学研究动员大会”。这个书记就讲，作报告，讲了一个多钟头，讲完了，就讲搞科学研究怎么怎么重要，而且现在要大搞，搞完以后他就说了三个题目，说省里面决定选三个题目来大搞，第一个题目就叫大搞运筹学、线性规划。我到现在一直没想清楚，他怎么会想到这个题目呢？一开完会，我本来准备回去了，我们学校的一个副院长来找我，当时系主任也在旁边，叫我过来，说你到后台去开会，那我就到后台去开会了。结果开会就说，省里面因为刚刚书记作了报告要成立一个大搞线性规划的领导小组，山东大学，我们师范学院，那时候还叫师范学院，还有工学院，还有曲阜，当时在济南还有个数学研究所，现在是叫省科院的数学研究所，就是这几个单位，每个单位出一两个人在那边，马上成立一个大搞线性规划的领导小组。于是呢，我们学校就我一个参加了，现在想，这些事情都是因为一句话，就是我前面说的那句“我去联系实际”，一个月没成绩，后来又到北京去学。他们就认为，我们山东师范学院，就是我一个人学过运筹学，就叫我去，我成了省里面这个领导小组的成员。之后，我就整天在这个组里面搞，半脱产状态的搞，就整天叫我搞，那么我就搞，参加了领导小组不搞也不行。那时候就不是出去一个月了，从这个时间开始，一直到第二年的夏天，我就一直在外面跑，东跑西跑。那是搞了一段时间我就慢慢的想，以前人家的说法叫身在曹营心在汉。我出去搞了一个月，但是我并不是很诚心，我只是想试试看。到了这个时候我觉得再试也不行了、没办法了，他们认为我运筹学许过一个月就了不起了，实际上学过的应该知道只学了一点点东西。我就比较认真的搞，倒是也真搞出点结果来了，搞出个结果来，我就没法再改回去了。于是我从这开始，一直就搞运筹学的工作，一直搞到退休，一直没改过行。所以有的时候想想，人的生活轨迹，就因为一个节点而改变。这个节点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我愿意去试试看联系实际，就把我一个人拉到这个地方去了，所以我说这个印象最深。这个大变化是在那个时候产生的，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变化。
当然后面还有很多事情，我刚才说过，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让我当校长。我当了校长以后我才知道，什么叫处级干部、什么叫科级干部，我原来对此一无所知，一当校长以后我才知道以前的升官，校长之前要当副校长、副校长以前要当过处长或者系主任、学校里面处级干部和系主任是平级的、系主任前面要当过副系主任、处长前面要当过副处长、再以前的科长副科长。我是什么也没当过的，我在山东师大当校长之前，当过最大的官就是教研室副主任，教研处的副处长是我最大的官衔，一下子通知我说，你去当校长去，我都莫名奇妙，我也不知道怎么当得，就这么当了，一当就当了六年。当了才弄清楚，官还有等级，我才知道那时候分多少个等级，什么职位就相当于什么，省和部是一样的，县和团是一样的，才刚刚弄清楚这些东西。这也是很特别的，给我印象很深刻，而且当了以后才知道，这个做官也不是很容易做的事情，原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所以我说我在山师这个经历是很奇怪的，大概印象最深的是这几个变动。我原来想的就是在数学上教教书，像大部分数学系的老师这样，另外选一个题目来钻研、教书、读论文，再想办法写论文、发表，这个就是搞数学的人的一辈子。我的经历就很奇怪了，变成了搞实际，搞实际搞的还比较好，后来就这样子了。
新浪山东：您先后发表过《线性规划》、《图论中的几个极值问题》、《奇偶点图上作业法》等代表性论著。在《奇偶点图上作业法》一文中所提出的最短投递路线问题，在国际上被称为“中国投递员问题”，这得益于您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不懈的探索精神。您在治学时遵循的原则有哪些？
管梅谷：第一条很简单，治学当然就是不能造假，要真正做。我发表的《奇偶点图上作业法》，这篇文章只有四页。其实我写过几本书，我还是很喜欢搞科普的，我写过好几本科普书，另外研究性论文大概发表过三四十篇，我不是很多的。《奇偶点图上作业法》这篇文章最有意思，它在1962年，大概是这么个过程，刚才不是说到大搞线性规划吗，我在省里参加领导小组，他们叫我整天到外面去。我就做两件事，一个是叫我讲课，去普及线性规划里面基本的方法，一个就是到各个地方去找，什么地方有问题可以用数学解决。那么我跑了很多个地方，邮电局我也去了，我想大概在在国内跑到邮电局去的，搞数学的，我大概是最早的一个了。当时在国外有一个数学问题，一般现在叫它货郎担问题，或者叫旅行售货员问题，不是邮递员，是售货员。它的问题是说，一个售货员从上海要去五个地方买东西，卖东西买东西，那么他应该怎么个走法，最后回到上海，才能路线最短，这个叫售货员问题。我看过几篇文章，国外的文章，那么我想，这个问题邮政局肯定有，邮递员送件不就是拿着信，一家一家去送吗？和售货员不是一样的吗？要跑出去几个点然后回来，我就研究这个。我到了邮政局，我就说我对这个送信很有兴趣，邮政局也很配合的，我们当时拿的介绍信都是省里面开的，就是下来大搞线性规划什么的，他们就派了一个很有经验的老邮递员配合，告诉我怎么送信。我跟着那个邮递员，几乎送了济南的各个地方。我当时去的叫市中区，市中区经二路最大的那个邮局，这个邮局底下，他把送信的范围分成六十几个块，每一块是一个段，每一段有一个邮递员在里面送，我几乎每个段他们怎么送，我都跟着他们骑着自行车转过，转完之后把图画出来，来看是不是最短的，能不能改进下。这样想了很长时间以后，我突然想到，在数学里面有一个数学的游戏，叫做一笔画，就是很多点点的图一笔画出来，看能不能画得出来。那我就把这两个问题结合到一起，我就搞了一个，最短投递员问题的一个数学模型，也给了一个计算方法块，给了就给了，我也没很重视它。到了1960年了，那时是1959年在省里面大搞线性规划，到1960年初突然接到一个通知，说北京华罗庚很注意我们山东的大搞线性规划，他认为我们山东搞得很好，他决定科学院来开一个会，叫全国运筹学的现场会，就在济南开。他把科学院数学所的人都派下来，跟我们一起筹备，而且每个搞过的地方，都要搞展览，我们后来就专门搞这个。搞到1960年的6月份，开会的时候华罗庚来了，我们每个地方都布置了展览叫他去看，看到邮政局的时候看到路线问题，他很有兴趣，他就问别人这个问题谁搞的，旁边的人就告诉他说这是我搞的，他就说叫管梅谷去他住的南郊宾馆跟他谈谈。我给他介绍，我就带去两篇文章，我已经写好论文了，一篇就是《奇偶点图上作业法》。我至今还记得他问我你怎么研究，我说我想把这个问题搞个数学模型。他很厉害的，他说什么叫数学模型，他觉得我个小年轻的，还配讲什么数学模型。我就说，我把这个问题变成个什么什么问题，解决了。他倒是很有兴趣，跟他一起来和我谈话的另一个教授也很有兴趣，另外那个教授说了一句话，说你这个文章要怎么发表，我说山师大学报，他说不行不行，你这个文章应该发表到国家，上面一级的杂志上面去。我就把它寄到北京了，很快就发表了，我还写了另外一篇文章，很快就发表出来，发表那篇文章的时候1960年了。我1957年毕业的，本科毕业生，1960年就在一级学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实话，当时山东师大除了这篇文章，不仅是数学，我想数理化什么的，没有一个人，我们山东师大一级学报上发表文章大概我是第一个了。后来又把这个翻成外文，在《中国科学》上对外发表了。几年以后，我有一次在图书馆里面借书，借了一本英文书，看到书里面写了个中国邮递员问题，我感到很奇怪，我马上把书借来看，一看那就是我搞的问题。我感到很奇怪，我这个问题怎么会跑到外国，外国人怎么知道的呢？而且当时人家说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我有两篇文章在学报上发表了，中国有个最高的杂志叫《中国科学》，《中国科学》发表了是对外的，我两篇文章都要我翻成外文，要让世界上知道，我当时感觉到非常疲劳，就搞这一年线性规划，后来累得不得了，我说这两篇文章我翻一篇，翻成英文，我自己翻了，另外一篇，我爱人在山东建筑大学，山东建筑大学有个留苏回来的，也是上海人，我们俩很熟，我说你帮帮忙吧，帮忙把这篇文章翻成俄文就交差了，对外发布就行了。《奇偶点图上作业法》就翻成了俄文，人家后来说简直是糊涂透顶了，因为这个文章，搞运筹学的国外人，苏联不多了，主要都是西方的了，我把他用俄文发表等于是不让别人知道了。所以我就奇怪外国人怎么会知道这个呢？后来过了很多年我才搞清楚，美国有一帮人办了个杂志，叫《中国数学》，专门选择一部分用中文写的论文，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我这篇文章，还有另外一篇，两篇文章全给他们翻译成英文了。发表了以后，结果被一个搞运筹学的人看了这篇文章，感到很有兴趣，而且他知道一个美国人搞的另外一个研究，和这个很有关系，他就介绍给了那个人，那个人看了以后非常感兴趣，就写了一篇东西，叫《中国邮递员问题》。后来我看他们介绍，这个人为什么把这个问题叫做中国邮递员问题，因为他说这篇文章是中国人写的，用中文发表的，发表的杂志是中国的杂志，这明显的不是外国人的写的，所以把它叫做中国邮递员问题。我后来想想也挺有趣，这篇文章我本来翻成俄文了，他们西方人不会看的，结果有一个杂志把中文文章翻成英文，而且这个杂志一共办了两期就关门了，大概没人买了，没销路就关掉了，我的两篇文章就在这两年里面被传到西方去了。我上次整理我这辈子写过多少文章，我发表过三十几篇，当然后来很多就在国外用英文发表了，搞数学的发表三四十篇文章不算多的，多的他们动不动就一百篇，一辈子发表一百篇好像还算是可以说说。但是我发表的不算多，我也感到很开心了。我总算有一篇文章是外国人老早就承认的，这个是中国人发明的，署的中国人的名字。
我去年回到中国来，回来的时候突然接到个e-mail，是中国运筹学会来找我，而且他们就找到山东师大，山东师大把我的e-mail地址给了他们，他们才联系到我。联系到我干嘛呢，他说我们要给你发个奖，中国运筹学会给我发个奖，这个奖叫终身成就奖，大概是一共第二个还是第三个人，就是发给我了。我那时候在上海，最有趣的是我儿子也从美国回来上海，我们俩在e-mail上，我给他看，我说你看这个e-mail说明什么问题。你猜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诈骗的，我怀疑是不是碰到诈骗了，就叫我去领奖，领个终身成就奖。他们怎么会过了这么多年想到我了？我已经离开中国很多年了，后来仔细研究研究，不是诈骗，那我就去了，到昆明去开了会，领了个奖。我想想还可以，我总感到和我一起搞运筹学的，科学院的这帮人，我们整个搞了个方法叫图上作业法，我的那个叫奇偶点图上作业法，他们本来搞的是物质运输的图上作业法，我把这个问题搞到邮递员问题上去。后来他们那个得过一个一等奖，我说我倒好，我这个问题在国际上流传的广度，我现在也没想到会这个样，但是我从来没得过奖，从来没因为这个问题得过奖。现在应该说也没得过，现在只是说，终身成就奖，根据你一辈子做的有关运筹学的研究，总体来给你的这个奖。但是实际上，他们认为最要紧的还是这一篇文章，后来我看一个外国人写的一篇文章也评论这个事情。
原来我想这两年应该出国去玩一次，在苏联那边有一个小地方，这个地方有七条桥，数学有一个问题叫七桥问题，当时一个城市有两个岛有七条桥，当地人都喜欢做个游戏，我能不能走遍七条桥回到这个地方，但是每一条桥不能走两次，走完一次就不能再走了，没有人走成功过。后来出了一个很大的数学家叫欧拉，他说他用数学办法证明走遍是不可能的，走遍不重复的是不可能的，由于这个发明，创造了一门学科叫图论，图论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这篇文章，就是七桥问题，这个问题发明在1736年，但这个问题往前走一步，我不是想问你能不能走遍，你可以走两次，但重复的最少行不行，那么这个问题就变一步了，就往前走一步，这个就是我做的。你可以重复走，但重复最少，他也说，这件事情本来一步之差，走了224年，他算了算，1736到1960，他说这个重要性非常大非常大。我去年买了一本书，叫《弧路线问题》，就是把路线问题分成两大类，一类叫点路线问题，一类叫弧路线问题，一个是给几个点怎么走遍最快最短，一个是给你几条线怎么走，我提的问题就把点变成线了，他说这两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光线路问题现在发展成一本书，引的论文有几千篇。这方面的书只要一出来，前面一定讲历史，一讲历史，整个这个问题的第一个人就算是我了。所以我总归还是做了一件事情的，在历史上他们也能说说，而且在说的时候要把中国两个字放上去的。不都说中国梦，人家问我你是什么中国梦，我说我最大的梦，就是我搞的这个问题，名字要叫中国了，但用得最多肯定不是中国，而是外国。国外人把这个问题用的很厉害，各种软件弄得非常好的，但在中国总感到好像没有听说过搞得最好，真正的用这个来解决具体问题，文章是有点。上次我还在说，中国邮递员问题在快递上的应用，现在快递不是做的不得了吗，但是真是怎么用，我都看不出来。当时没有想到要写论文什么的，只想我真的要去解决这个数学问题，真的解决了一部分，就是真正做，而不是在想理论上的事，是我真正要解决这个实际问题。
新浪山东：您是桃李天下的教授，您有哪些心得可以与青年学子交流吗？有哪些忠告可以提点青年学子？
管梅谷：当然我现在算年纪大的老年人了，我感觉现在的年轻人，有点急于求成的感觉，我总感觉不要太急于求成。但是现在也可能情况不一样，我们那时候和现在很大的差别。我们那时候在山师大，我住的房子学校分给我一间，虽然小，但是还有一个特点，房租要交一块钱一个月，但也就一块两毛钱这样子。工资虽然低，但消费也就是这么多了，虽然生活不是很好，但是总的不需要去做很多的拼搏。当时也有一个缺点，就是你要拼出和别人不一样的可能性很小，你使劲地做和不使劲的做，最后效果不是说有明显差别。现在总有种感觉，我觉得要心平气和一点，当然难度很大，就是不要非常急于的想要做点什么。真要在学术上搞点东西出来，是要慢慢的，心要平静一点，要安静慢慢弄的。一方面你要积极的出成果，这是好的一面，也要鼓励。但是你要出成果，心要沉得住气，慢慢的学，把基础打好，真的好的成果一定要这样子，不会一下子冒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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