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建《最后的乡贤：郭连贻传》：隐于市而显于行

李登建先生

　　“乡贤”是中国乡村的一个特殊阶层，是一个地方的文化引擎和传承者，是地域文化的浓缩代表。身处乡野，远离尘嚣，他们有着传统中国文人的清高与儒雅，不落流俗，不阿权贵，隐于市而显于行，将自己一生的智慧、辛劳甚至血泪融进地区的文化脉络中，可钦可敬。但如今，以地方乡贤为代表的古老乡土文化日益被飞速发展的现代文明所吞噬，我们在发掘宣扬前代文化老人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与时代呼应上的捉襟见肘。而李登建这部长篇散文体人物传记《最后的乡贤：郭连贻传》，则为之做了可贵的努力。

　　李登建是近年来活跃在文坛的一位颇有实力的散文作家，他以怜悯慈悲的情怀关注乡村、关注底层，作品中充满了对生命的体味与感悟，对命运的思考与追问，以人道主义精神展现普适性的关怀。在《最后的乡贤：郭连贻传》中，李登建依然延续了其散文创作的审美风格——首先是家园情结。时代的发展总以遗忘为代价，工具理性、商品价值观不断侵蚀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文人风骨，生存的快节奏与浮躁的心理状态导致了当下人归属感与家园情结的缺失，李登建对郭连贻老人以及以他为中心的乡贤阶层浓墨重彩地加以塑造，对这一形象的极力推崇，正是作者对故乡自豪感与归属感的心理价值重构。其次是关注人的生存际遇。郭连贻老人的人生是坎坷且传奇的，这也代表了那个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李登建以详实的调查资料与自我感知，细致地叙述了传主的人生经纬，洞察了其一生的屈辱和血泪、沉沦与抗争，性格的裂变与精神价值的重建。有评论家称“这是一部富有人性深度的长篇人物传记”。

　　李登建在延续了自己惯有的散文审美特征的同时，也对长篇散文体人物传记的书写作了积极的探索，使这部作品呈现出几个突出的特点。其一，深刻的思想性。如郭连贻一样的文化老人有着深沉的知识分子的文化性格，这是医治浮躁滋生的时代病的一剂良药。作者以郭氏老人为代表，将笔触深入人物内心世界，传达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多舛命运，宣扬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人格力量和精神操守。传主是一个典型的乡贤形象，作者着力表现了乡贤这一独特的地区文化阶层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追求。乡贤无形中凝聚着一个地方的精神文化力量，是这个地方的精神文化标识。李登建在此基础上反思那些顶起地区“文化脊梁”的乡贤们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沉寂，古老文明在急遽时代变迁中的衰落。这是李登建作为一名担当感强烈的知识分子的反思，同时又寄予了对民族文明生生不息的希冀。二是丰富的文化内涵。郭连贻扎根于民间，延展着邹平地区的文化脉络，这种延展是多方面的，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元素。这种文化元素的展示首先得益于作者对大量史料的搜集。郭连贻的一生辗转于几处，资料搜寻整理不易，李登建在这方面是下了功夫的，对郭连贻老人的经历、个性、内心及其生存的环境、时代背景、文化土壤进行了深入的了解和体验，才塑造出了准确立体的人物形象。可贵的是，李登建对人物形象塑造并不限于历史性的人物经历的梳理，还涉猎了邹平文化生活的多个方面，其如书法和文学的创作发展，儒释道思想在邹平这片土壤中的生发，地域的文化气息与底蕴，文化圈层的构建形成……再者，双线的线索结构。李登建打破了一般人物传记单薄的单线叙述结构，匠心独运地将郭连贻书法风格的发展演变作为另一条重要线索，融入到人物成长史中，形成了双线结构，丰满了人物的血肉。两条线索是相辅相成的，人物的生平经历氤氲了他书法的造诣，书法艺术的进步又豁显了他人格的伟大。在语言运用上，李登建又发挥了散文家的优势。人物传记不同于散文创作，没有既定的感情基调，而是随人物境遇的不同而有所变化。郭连贻的前半生是郁郁不得志的，作者对他的不幸充满悲悯，行文徐疾得当，疏密有致；政治乌云散去后，郭连贻的文化事业得以发展，李登建的书写便加入了写景状物、抒情议论，整体语言风格质朴却不野，所谓“癯而腴，质而绮”，真诚且庄重，充分显示了这位文字高手的深厚功底。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文化老人，他们无形中会使地方积聚文化底蕴，形成一种整体的文化氛围，并将这种文化的力量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后人。这种力量可能并不为我们所察觉，因为它已然渗透在了日常生活中，他们隐于市，看似普通，却有着巨大的精神能源，他们是铸造社会精神的不可再生的资源，弥足珍贵，每个地方都应积极发掘和宣扬自己生养之乡的文化老人，以昭示地区的文化品格，传扬并繁茂地区文化脉络，达到复兴中国良好传统文化和知识分子淳良精神的目的，不要让他们成为“最后的乡贤”，让古老文明遗失殆尽。李登建正是基于此写出了《最后的乡贤：郭连贻传》，这是对社会的警醒，具有非常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