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前夕，山东福寿园新扩建的遗体捐献纪念碑上，又新刻上了20个名字。据了解，山东省遗体捐献累计登记报名8024人，实现捐献1281人。虽然遗体捐献数量逐年增加，但医用遗体依然紧缺，有的学校解剖课上，学生只能看无法实际操作。
千余遗体捐献者只留名字在纪念碑上
4月1日，位于济南长清区的山东福寿园，遗体纪念碑旁摆满了鲜花和蜡烛等祭品。2009年建成的遗体纪念碑被雕刻成一本本打开的书，上面刻着捐献者的名字、出生年月、捐献年份等信息。周围环绕着一座座刚建成的纪念碑，碑上新刻上了20位捐献者的信息。
他们没有骨灰没有墓地，每一个名字背后都牵动着一个甚至是几个家庭。每逢清明，遗体捐献者的家属们都来此缅怀祭奠他们。
已退休的陈锐坐了一个半小时的车来到这里。陈锐的父亲陈松之是一名遗体捐献者，三年前，陈松之的名字被补刻上纪念碑。“父亲是1982年捐献的。”陈锐弯着腰，将手里捧着的一束白玫瑰，贴在纪念碑最下部最后一行名字上。
据悉，我省遗体捐献累计登记报名8024人，已实现捐献1281人。
遗体捐献逐年增加，目前仍然远不够用
遗体捐献者在过世后，要进行防腐保存，用于科研和教学。临床医学生最好都要在最接近真实的人体上进行模拟手术训练，以积累经验。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是济南三所志愿捐献遗体登记接收站之一，另两所是山东大学医学院和山东力明科技职业学院。
据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器官移植办公室主任董来东介绍，2012年该院有了遗体接收资质，“2012年接收12例，此后逐年增加，2016年为55例。”
董来东说，尽管遗体捐献数量逐年增加，遗体依然紧缺。“每年医院有两千多名学生来学习和培训，接收的捐献遗体数量却不过50例，远不能满足需要。”山东大学医学院和山东力明科技职业学院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力明学院实验中心主任刘晓光说，解剖课都是老师解剖好之后学生去看，学生几乎没有实际操作的机会。
去哪捐献遗体，不少人走了弯路
在遗体捐献人数不足的同时，很多人想捐却不知道怎样捐。
2003年，山东省制定出台遗体捐献条例，具体程序为：捐献人到县级以上红十字会，领取《山东省遗体捐献登记表》，将填写好的登记表交回。生前未办理遗体捐献登记手续的自然人死亡后，其近亲属可以持本人和死者身份证件及全部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近亲属一致同意的证明，办理遗体捐献登记手续。
今年47岁的梁先生，家住聊城高唐县庆云镇，已经被小脑萎缩折磨了十几年，不能自主行走，说话也只能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往外蹦。他说，早就想要捐献遗体了，可是不知道该去哪里捐。山东力明科技职业学院实验中心主任刘晓光曾遇到一位遗体捐献志愿者家属，辗转问了好几个地方，才打听到捐献途径。
刘晓光说：“红十字会、医院、高校之间还是缺少配合，不少病人都是临终表达捐献意愿，医院也应开展遗体捐献的宣传工作，由他们告知患者及家属更直接有效。”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小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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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已留在或将来留在纪念广场石碑上的名字：
他们常不被理解，但他们真的很伟大
每逢清明，全省各地数百位遗体和器官捐献者家属及志愿者都会来到山东福寿园遗体捐献纪念广场追思亲人、纪念逝者。捐献者家属此时难掩悲伤，他们有的承受着丧子之痛，有的是对父母之思，有的则是对逝去爱人的无限眷恋。
他生前未做贡献，身后却救了五人
这是刘志玉夫妻来看儿子的第五个年头。
“在亮，我跟你妈来看你了。”刘志玉温柔地抚摸着碑上的名字；妻子静静将一朵花粘在儿子名下，眼泪止不住地涌出。
刘在亮出生于1991年，12岁时查出脑瘤，2012年去世。患病期间，刘在亮与病友聊天时，得知了病友有准备捐献器官的打算。为了不再给家里增加经济负担，为了能在生命的最后发一次光，刘在亮决定死后捐献器官。
得知儿子的决定，刘志玉夫妻不能理解，但了解到儿子真实想法后，夫妻俩流着眼泪同意了刘在亮的决定。
根据刘在亮遗愿，在省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见证下，人体器官获取组织成功获取两个肾脏、一个肝脏、两个眼角膜。刘在亮所捐的器官分别在3家医院移植给了3名危重的等待患者，角膜移植给了2名重症角膜病患者。“知道他救了5个人，我们都很为他骄傲。”刘志玉说。
为了完成儿子的遗愿，刘志玉夫妻俩受尽了非议与白眼，“家中亲戚不理解，村里人说我们心太狠，说什么难听的都有。”
校医苦口说服爱人，实现捐献遗体愿望
上个月2日，刘乃俊因病去世。妻子张丽（化名）遵循其遗愿，捐献了丈夫的角膜与遗体。他的眼角膜被山东省眼科医院接收，用于挽救等待角膜移植的病人，至少能够让2位失明患者复明；遗体则由山东大学遗体接收中心接收。
刘乃俊的名字刻在纪念广场东北角的一块纪念墙上。“我跟闺女一起来看你了。”想起与丈夫的点滴岁月，张丽搂着女儿潸然泪下，泣不成声。
刘乃俊于多年前罹患重症肌营养不良（渐冻人）。校医出身的他，在患病之初就萌生了捐献角膜和遗体的愿望。“他总跟我们说他得的这个病是医学难题，自己的遗体能帮助其他医生进行相关的病理研究。”丈夫的苦口婆心最终说服了张丽，2013年4月5日，张丽陪着丈夫来到红十字会做了遗体（角膜）捐献申请登记。
对于刘乃俊这样的遗体捐献志愿者，医学院的学生们都尊称为“大体老师”。“‘大体老师’让我们最大限度地了解了人体，更加意识到生命的伟大和脆弱。他们真的很伟大。”学生陈晓称，自己跟众多医学院学生一样都去红十字会领了申请表，也想做一名遗体捐献志愿者，希望身后能为医学事业做贡献。
在纪念碑广场，许多出生在最近几年的婴孩名字十分扎眼。每年都有许多婴孩因先天性疾病而夭折，不少家人通过红十字会自愿将孩子的遗体捐献。
张虹此次专门从青岛赶来，如果儿子在世，就已经3岁了。孩子名字刻在纪念广场南边的第一块浮雕处，石刻上的金漆久经风吹日晒后颜色暗淡，张虹拿出金色油笔，顺着石刻笔迹小心翼翼地描着。动作是那么温柔，仿佛描的不是字，而是她的孩子。
除了金色名字，纪念碑上还有不少名字被描红，很多夫妻俩一同登记捐献，要求名字挨在一起，于是就以颜色来区别是否实现捐献。张传海、彭延秋便是如此，丈夫去世后，彭延秋不顾家人一再反对，坚持要完成俩人曾经商量好的遗体捐献的愿望。看到俩人名字紧挨一起，彭延秋欣慰地流着眼泪说：“他当卡车司机，我也去当。他做什么我也做，我就是想一直跟他在一起。”
看了新闻他决定当志愿者
2017年是王永新担任红十字会志愿者的第二年。作为章丘区相公镇的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两年前从电视新闻中得知国家器官移植的巨大缺口，王永新便决定要为此做出点贡献——当年便前往章丘红十字会签下了捐献协议。
据济南市红十字会统计，目前济南市遗体捐献登记报名2173人，已实现捐献276人；捐献比例不高的原因多种多样，来自家庭方面的阻力是最关键原因。
王永新就遇到了类似情况。王永新的子女们表现出强烈反对。无奈之下，王永新只能反复做子女的工作。两年劝过无数次之后，王永新的女儿逐渐理解了父亲的想法，但儿子仍固执己见。“这事不能急，慢慢劝，总有理解的那一天。”王永新说。
自从有了遗体捐献的这个想法，王永新走到哪就宣传到哪，希望别人也能将来捐献遗体，但至今难有成功案例。出于对死亡的忌讳、对传统丧葬习俗的遵守，很多村民都视王永新为“异类”。
如同当农民时要务好农一样，对于眼下这份义务宣传工作，他从未气馁。“我现在正做女儿工作，她已经有了捐献遗体的意向。”王永新笑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