蹴鞠暗弱沉寂的原因及现代思考
齐文化博物院 马国庆
蹴鞠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发展和演进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它的暗弱、沉寂也反应了与现代精神的背离。蹴鞠的诞生反应了奴隶社会末期思想解放，文化多元的时代呼唤，在其走向发展与繁荣的时候又与中国封建时代的思想与精神相互印证，其暗弱、沉寂也恰恰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走向特征。
蹴鞠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临淄，西汉建立后，开始兴盛，宫廷民间普遍盛行，出现了蹴鞠的研究专著《蹴鞠二十五篇》，东汉李尤的《鞠城铭》最早地体现了当时的蹴鞠规则，是蹴鞠走向专业化的标志。蹴鞠在南北朝时期已经在江南传播和开展，南朝诗人吴均《边城将》写到：“临淄重蹴鞠，曲城好击刺”。唐宋时期蹴鞠走向成熟，但竞技性减弱，观赏性开始增强，女子蹴鞠普遍盛行，清明蹴鞠成为重要民俗。在宋代，出现了全国性专门的蹴鞠组织（齐云社）和全国性的比赛（山岳正赛），有了行业崇拜——清源妙道真君，商业化程度很高。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古代蹴鞠在元、明、清时期停止了发展，逐步走向衰弱。晚晴时期，华夏中国内忧外患，蹴鞠也全面走向沉寂，淄博文学家蒲松龄的小说《聊斋志异》中对汪士秀蹴鞠的描写暗合了中国蹴鞠的发展轨迹：“中有漏光，下射长虹，犹如经天之彗，直投水中，滚滚作沸泡声而灭。”我国古代的蹴鞠从起源到发展繁荣，曾象一颗耀眼的彗星发出闪亮的光辉，最后来只留下一点泡沫，暗落、沉寂了下来。
蹴鞠曾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两千多年，但却没有发展为现代足球，而是由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来完成了这一嬗变，其中原因颇值得思考，对我们今天的中国足球也有深刻的启迪。
一、蹴鞠走向暗弱与沉寂的思想根源
蹴鞠的历史演进是在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下进行的，被打上了深深的儒家思想的烙印。儒家思想强调的是“仁”和“礼”，认为“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讲究善良、谦恭、温顺和次序，讲究中庸和不偏不倚，拒绝激烈、个性和探索、竞争，所以中国古代蹴鞠的形制越来越淡化竞争与对抗。
战国秦汉时期的蹴鞠是作为军事训练项目展示在世人面前的。齐桓公和管仲为实现富国强兵实行军政合一的管理体制，在基层实行“伍”（五人）“轨”（五家）制，平时耕种，战时出征。闲暇时伍长或轨长率领五人参加蹴鞠，故直到汉代的蹴鞠讲究“二六对陈（阵）”与此有深刻的渊源。
到了汉代，蹴鞠激烈的直接冲撞式对抗，蹴鞠是一项重要的军事训练项目，皇帝观蹴鞠也是按照检阅军队的方式和规格来进行的。正如何晏在《景福殿赋》中说，这种蹴鞠形式“僻脱乘便，盖象戍兵。”汉代还出现了最早的足球专著《蹴鞠二十五篇》，被列为《汉书艺文志》中的兵家技巧类，其军事特征也可见一斑。
唐宋时期出现了充气鞠，蹴鞠形制变为单球门间接对抗蹴鞠，对抗性大大减弱。而最为盛行的是以踢高、踢出花样为能事情的“白打”，竞技性更加衰弱。从足球技术来说，是一种发展，而间接对抗和表扬花样，却是足球运动的一个退步。
在过去两千多年时间里，儒家文化及其价值观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因素，在潜移默化中传布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蹴鞠不强调激烈的竞争，逐渐发展为一项温文尔雅的活动，讲究礼仪和修养。齐云社规矩中就讲究的“无仁者不可同行，无义者不可同商，无礼者不可同居，无智者不可同谋，无信者不可同谈”等条文把儒家思想和做人准则“仁、义、礼、智、信”都融到了蹴鞠活动中。蹴鞠的教育功能也就成了“能令公子精神爽，曾诱王孙礼义加”和“一团和气遍天涯”的娱乐方式。
二、蹴鞠走向暗弱与沉寂的社会根源
社会环境的优劣，影响文化体育项目的兴衰。蹴鞠在汉唐和宋代之所以能够兴盛，是和统治者的政策提倡分不开的，同样蹴鞠在元明清时期的暗弱与沉寂也是与高层的打压分不开。
元代蒙古贵族对汉民族的游戏和体育项目不适应，也不提倡，蹴鞠活动延续了唐宋时期的蹴鞠形式，蹴鞠开始逐渐成为民间的纯娱乐化活动。正因如此，朱元璋称帝之后，曾下旨严禁军人蹴鞠：“蹴圆者卸脚。”蹴鞠的社会基础大幅度缩小，蹴鞠艺人的社会地位也远非从前。当时有一名叫王敏的军卒，因擅长蹴鞠而被明宣宗朱瞻基看中，随即被强行阉割，成为随侍左右的内侍，蹴鞠艺人的命运蒙上了浓浓的悲剧色彩，唐宋时期那种“名园欢散后，又向玉街游”、“风流富贵真难比，曾遇宣呼到御前”的风光与荣耀已经不再属于他们。清朝统一中国后对汉民族的蹴鞠实行禁止和改造的政策，顺治就曾口谕对蹴鞠要“即行严禁”。将冰嬉（滑冰）确定为“国俗”，将蹴鞠改造成了“冰上蹴鞠”。乾隆时就明令禁止蹴鞠活动，而到了晚清时期，陷入了无休止的内忧和外患，列强把中国人当作“东亚病夫”而随意欺凌，人们饥寒奔波，再难见到蹴鞠者矫健、灵巧的身影了。
3、蹴鞠走向沉寂的文化根源
儒家文化在整个封建社会的中后期居于统治地位，主张以仁爱治天下，重文治而轻武功，重修心而轻练力，汉唐以来崇尚武勇侠烈的社会文化被逐渐改变。
汉唐时期，封建社会处于上升阶段，需要开疆拓土，征服四夷，社会上是文武并重，民间有浓厚的练力尚武风俗。到了宋代，周边敌国不断入侵，宋统治者不仅外惧强敌，而且害怕人民造反，不许人民练武，社会上奋发前进的朝气便日益减退了。“捐身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精神和风骨也消退殆尽，曾与武勇精神紧密相连的蹴鞠开始逐渐衰弱。
传统文化压制个性与创造是蹴鞠走向暗弱与沉寂，没有突破性发展的重要原因。中国封建的宗法体制、伦理文化、礼仪禁忌等历史文化传统，给中国人带来了负荷沉重的心理积淀，致使个人的生命冲动几乎在条条框框里窒息。于是人们努力成为温良恭谨、庄重敦厚的谦谦君子，努力恪守中庸，缺乏个体意识和创造，宁愿保持中和的形象。
这样，蹴鞠就以一种“泛体育”的形象存在并延续着，在那种等级森严、尊卑分明的体制影响下，蹴鞠不可能发展为规则统一、公平竞争和推崇个性、以民为尊的竞技体育运动。在这种大的文化环境中，蹴鞠既显现出中国人的睿智，又在传统文化的压制下，形成了一种逆体育内涵的发展趋势。明代翰林修撰钱福曾写《蹴鞠》诗道：
蹴鞠当场二月天，仙风吹下两婵娟。汗沾粉面花含露，尘扑蛾眉柳带姻。
翠视低垂笼玉笋，红裙斜曳露金莲。几回蹴罢娇无力，恨杀长安美少年。
蹴鞠从军事训练的勇力型到了技巧型，最后又发展到了观赏型。人们开始关注和欣赏女子“彩楼红扇相当开，美人凌波蹴月来”和“微风来，放娇态，舞裙带”的娇艳之姿，轻薄之气随之而来，越来越甚。明代金陵一女子还写了一首《踢球》诗，已经无论如何也让人看不到先前蹴鞠带给人们的精神了：
腰肢袅袅力微微，滚滚红尘指羽衣。偃月鬓边星欲坠，石榴裙底凤比飞。
在汉代，“蹴鞠亦有治国之象”，在唐宋“万人同向青霄望，鼓笛声中度彩球”，而到了明清时期竟然是“腰肢袅袅”，“滚滚红尘”的景况！人们在“石榴裙底”、“偃月鬓边”看到了“星欲坠”的景象，给蹴鞠的衰弱与沉寂写下了再生动形象不过的注脚。
四、现代足球在英国的兴盛及思考
任何事物的诞生与发展都脱离不了时代的人文背景。蹴鞠和现代足球的发展演进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和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脉络都是一脉相承的，是两种社会制度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产物与见证。
欧洲的中世纪曾是个特别“黑暗的时代”，基督教教会是当时的精神支柱，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等级制度，把上帝当做绝对的权威。随着一场黑死病在欧洲的蔓延，人们开始怀疑宗教神学的绝对权威，文艺复兴运动开始兴起。
文艺复兴运动就是“需要巨人而产生了巨人的时代”。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开始挑战教会对精神世界的控制，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在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名义下发起了弘扬资产阶级思想和文化文艺复兴运动，其核心提出了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倡导个性解放，反对愚昧迷信的神学思想，认为人是现实生活的创造者和主人。文艺复兴扩展到西欧各国，通过文艺创作来宣传人文精神，打破了神学都人们思想的禁锢，人们开始从宗教外衣之下慢慢探索人的价值，随着地理大发现，一系列的工业发明和创造随即开始，推动欧洲和人类进入产业文明时代。
现代足球就是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兴起的。其自身所展示的精神与时代精神一脉相承：大机器和大航海时代呼唤的是集体合作意识，足球的核心精神也是如此；人性解放和人的价值与足球场上队员的精湛的技艺暗合；公平竞争需要的规则，现代足球的规则发展也印证了这一点；人文精神崇尚探索，于是现代足球场上不断在创造着新的的阵型和打法及技艺。总之，现代足球所追求的是作为人的价值的实现与时代精神的体现，而这些精神也在现代足球场上找到了它生动的注脚。
最大的强大是文化和精神的强大。中国足球曾在民国时期辉煌一时，独霸亚洲，十次远东运动会中九获得冠军。以球王李惠堂为代表的球队把强体与强国相提并论，从内心的深处希望通过足球的强大推动国家的强大，正是这种精神支撑了他们强大的内心。为此，1936年参加奥运会没有经费，他们就到国外踢球募捐，“乞讨参赛”，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所以，足球的强大归根结底是内心的强大，是精神的强大，是文化上的强大。
我们在分析足球水平的高低是也不能仅仅停留在技艺和体能的层面上，而应该探索更深层次的精神和文化原因。所以，中国足球的落后绝不是体能和技艺上的不足而是文化精神的失落。因为文化决定精神，精神决定人格，我们应该更多地从文化层面上去探索中国足球发展和改革的方向。
马国庆：齐文化博物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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