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看山东媒体的报道就可知，这舆论准备是何其的不聪明。文章中一味地强调了山东鲁能吃亏的一面。比如那个裁判误判，裁判骂人，裁判打了库卡，都是他打了我们，他骂了我们。所有都是裁判的事情，裁判是如此不讲理，看了文章后，我的第一反应是，这哪里是裁判，分明是个乡霸，泼皮牛二都比这裁判有素质。
在这些文章里，竟然没有个媒体说说山东鲁能自己出了什么问题，哪怕有一家山东媒体出来，总结鲁能自己的错误，就是轻描淡写地说说，我们不该去围裁判，韩鹏去质问裁判得黄牌是错的，蒿俊闵给了红牌也应该，应该尊重裁判，维护裁判权威，也能使得他们对事实的描述更显得客观和真实可信一点。
2004年的国安罢赛，我是第一线的亲历记者。罢赛事件过去7年的2010年，那场比赛的当值主裁判周伟新后来交代自己收了沈阳金德20多万的贿赂。所以国安当时罢赛确实是受到了黑哨的照顾这一点，现在已是公案。
但是在2004年罢赛的那个时点，北京媒体乃至在北京的中央媒体虽然同情北京国安受到的委屈，但是没有一家媒体说北京国安罢赛是正确的。还记得当时国安回到北京，我和北京电视台等几家媒体的记者在国安小白楼会议室里，和杨祖武述说罢赛的错误，罢赛使得国安本来有理的一件事情变成了没理。
杨祖武被我们说得语塞了一下，其实他是认识到了自己的意气用事和问题的。只不过当时在气头上，国安大老板在电话里告诉他不踢了，所以他就带着球员离场了。
看到国安怒了，一些中超球队在北京和大连的带动下，希望向中国足球协会要权，跟在北京国安身边形成了一个所谓的“中超七君子”，搞了统一战线向足协施加压力。当时攒拨着中信国安这棵大树挡雷的人中，无论是张海还是徐明，都有自己的目的。然后，中超赛场又出现了多起针对裁判的不满，大连实德差点再次罢赛。看到这种情况，我在自己所效力的报纸上写了一篇稿子，叫做《推动足球改革不是搞无政府主义》，批评了这种做法。过了一个多月，国安俱乐部的人告诉我说，我这篇稿子上了中信内部的媒体内参，给了大领导震动。虽然北京国安在搞足球上一直在执着地交学费，当时不断被北京媒体骂“说大话使傻钱”。但是其后台中信集团的领导们还是很讲政治重大局的，因此国安罢赛逐渐降低了调门，努力开始寻求在足球范围内解决问题了。
可惜的是，山东鲁能以及山东媒体在第一轮舆论准备后，还没有清晰地判断出情况的走势，没看到国内媒体对其做法的不满，而进行了第二轮的喊冤。无论是鲁能俱乐部自己还是山东媒体，都没有对中国足协门口的示威这种帮倒忙的做法，喊停制止，予以谴责，反而隐隐认为是民心可用。结果出现了山东球迷去裁判詹炜的学校进行二次拉横幅示威的事情，将矛盾进一步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