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军：那时候监考的老师很客气的说您能不能把手表借给我，我用来注意时间，我当然就给他了。后来到若干年以后我又遇到这个老师，说起来以后还是感慨万千，那个时候的生活水平还是非常非常低的。
主持人：没错，我看到当年，就是因为高考的考生报名得太多了，最终报名合格的人数差不多是570万，所以当年的毛泽东选集是第五卷就停印了，就把这个印书的纸张用来给你们高考的学子们当考卷用。另外一点，本来说报名费一块钱，后来邓小平说减轻一下学生们的负担吧，五毛钱。现在大家可能很难想象，您来给我们讲讲一块钱的负担，这得是多大的负担哪，一块钱在当时。
王兆军：一块钱我在乡村劳动的时候，当社员的时候我一天的工分，就是从早到晚是一毛钱。
主持人：一天挣一毛钱！
王兆军：对，一天挣一毛钱。还有的村子还不如我们那个村子，还有五六分钱，七八分钱。
主持人：这个工分最终能换成钱吗？
王兆军：工分是一个符号，一个计量符号。就是说你全年你们家挣多少工分，这些工分能够参与分配粮食，生产队用粮食来根据你挣的工分多少。比如说你是个女的，你一天干再多的活你只能挣八个分，我是个男的壮劳力我能挣十个分。
主持人：天生女生就是弱势。
主持人：而且王老师说的这个好像还是标准比较高的了，我看平均水平的男同志的工分就是六七工分，女同志是五六工分，对吧？
王兆军：对，它也和你干的活的计量有关系。你比如说你十分的人你割庄稼的时候你要割十个垄子，你说你割十个垄子跟不上，你割五个，那你就是五个分。你看我这个就能割七八个分。
主持人：那这样的话，一年到底合着它只是一个货币的代名词，真正还拿不到钱？
王兆军：拿不到钱。因为要想有钱你还得自己做一点副业。
主持人：您那会儿做什么副业？
王兆军：我那时候做副业主要是干炮仗，做鞭炮，那一套咱们去买废纸、废书、废报，怎么把它刷成糨糊，然后怎么切成一条，卷成筒子，怎么盘成一盘，把药炒好装上，然后再安上捻子，再编上小辫。
主持人：您要是搁今天就是非法作坊。
主持人：流水线一套都会。
王兆军：我们这套，不过我们村的副业也主要就是靠这个，这样干一年积累了一定的数量，到过年的最后十天，春节前最后十天，天天赶紧把这个东西卖掉，也经常出危险，我们村曾经炸死过好几个人，他炒的那个火药他不小心放到一个什么地方，然后他通这个火炉的地方，火炉的火星冒出来，飘在这一框火药里面，然后整个房子就揭开了。
主持人：这些人不是为了说非法谋取什么暴利，只是为了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
王兆军：正常劳动。你虽然有危险，但是你只有那个东西能得到一点钱。
主持人：才能改变一下自己过年自己的生活。您看咱们绕了半天又说到原来，就是想说明一下这个高考他们为什么，就一定要挤进这个大门，这么多人都希望通过高考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告别这一段生活，或者说告别那个地方。您进到这个高考考场，这个考题拿到之后您当时是觉得轻松了还是紧张了？
王兆军：我对这个考试还是比较轻松，你比如说它这个作文题，语文那些我教书教了好几年，我主要是教语文，教了一天的数学，其他时间都是教语文。那我整天教学生怎么作文，我还不会作吗？我很快我就作完了，而且得的分数也很高。
主持人：您作完就等着旁边把表拿回来。
主持人：当年作文题的题目您还记得吗？
王兆军：叫《难忘的一天》。
主持人：这个作文题我们都很熟，都写过。
主持人：您写的是哪一天啊？还记得吗？
王兆军：我写的是粉碎四人帮大快人心，听到这个消息那一天，很高兴怎么着怎么着的。
主持人：考完以后跟同学有没有一些交流？
王兆军：跟同学也有交流，他们都认为我考得比他们好，因为他们数学题他们都找我对这个分数，对答案。
主持人：您是标准答案。
王兆军：我是标准答案，我数学题我只错了一道题。根号2绝对值等于什么。后来我的数学老师参加高考改卷，告诉我说你的数学得的分比语文多，你只错了这个根号2绝对值等于多少，这个答错了。
主持人：当时您班的那些同学，就是您周围的这些人，朋友去参加这届高考的人多吗？
王兆军：挺多的。我在高考的同班同学，没有工作的人大概有一多半都参加了考试。但是他们录取的都是山东的学校或者是临沂的学校，那也很好，他们就是不再吃农业粮了，吃商品粮了，户口就从乡村转到大学里去了。后来这些人在教育战线上都起到很大的作用，教出了很多好学生。
主持人：拿到通知书的那一刻还记得吗？
王兆军：没拿到通知书之前我就知道了，因为我有一个同学在教育局工作，他已经看到通知书了，连夜就赶过来，骑自行车到了我工作那个公社，告诉我你被名校录取了，复旦大学。
主持人：复旦大学是不是您那就考您这一位呀？
王兆军：就我自己。
主持人：我之前看一位朋友在写这个回忆，就说当年他这个大学，他最大的愿望是考进复旦中文系，说要是考上复旦了，他就拿30块钱来请大家吃饭。要是考上当地的中文系就拿出20块钱，考上其他的学校就拿出10块钱。您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庆祝的？
王兆军：我那时候好像我没出钱，是我教育局工作那个同学请我到另外一个负责改卷的老师那里去吃了一顿饭，我觉得那就已经是非常好了。
主持人：1977年王老师是参加了这个文革之后关闭了11年之久的这样一个高考，在1978天和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一起走进了复旦大学的校门，应该说真的是年轻的朋友们来相会了。报道是在78年的春季。
王兆军：二月初或者一月底。我们坐火车去了上海，因为大串联的时候我曾经去过复旦大学，我对那个大学有印象，我很容易就找到了。
主持人：您是自己下了火车之后找到学校的？
王兆军：是的。我们那个班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是第一个系的第一个专业，所以就叫7711班。
主持人：还有编号。
主持人：看来是最重要的那个班。
王兆军：最重要的那个班，就是第一个班啦。我们那届同学有一些特点现在是没有了，第一个年龄差别很大，第二是知识背景差别很大，知识背景就是说在上海的，在北京的大都市毕业的中学生，高中生，他们很多书都已经读了，而我这种乡村来的人根本没有听说过，我上这个外国文学课的时候，这个上海同学读了像《罪与罚》、《红与黑》、《被侮辱的和被损害的》、《愤怒的葡萄》、《喧哗与骚动》这些他们都读过，这些名字我从来没听说过，我要再重新再读那就比别人要慢很多。
主持人：明白，其实就相当于几十年以后，后来这个计算机兴起很多乡村的孩子虽然考的是计算系，但是从来没能够摸过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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