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向“人民楷模”朱彦夫同志学习的热潮，正在齐鲁大地兴起。
许多人在学习中思考：这位四肢全无、失去左眼、头部背部还残留着弹片、腹部有严重刀伤的特残军人，在其重伤致残后的漫长岁月中，忍受着比常人多得多的痛苦，经受着比常人多得多的磨难，艰苦跋涉，不懈追求，每一步都留下了坚实的人生足迹，是什么支撑着朱彦夫走过了艰难却又辉煌的历程？
《大众日报》日前刊发三篇通讯，并配发三篇评论，为读者揭示朱彦夫身上的三个特质。
忠诚
忠诚为党 一心为民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10月11日，一场雨后，天气渐凉，沂源县西里镇张家泉村的山路薄雾环绕，漫山的青色有些泛黄，路边的野花在风中摇曳。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拼来的，我们要时刻深怀感恩之心。”已是耄耋之年的朱彦夫虽然饱经风霜，但话语之中、眉眼之间，依然流露出一名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
在朱彦夫家里有一样东西，他视若珍宝，那是他在战场上荣获的3枚军功章。在他看来，军功章不仅包含着对军旅生涯的回忆，更是党和人民给予的最高奖赏，它像一面镜子，照射出革命战士对党忠诚的深度和纯度。
童年苦难的岁月，家仇国恨，在他的幼小的心灵深处埋下了抗争的种子。1947年，年仅14岁的朱彦夫参军入伍，先后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上海战役等战役战斗上百次，至今他的头部、背部还残留有弹片。解放上海时，16岁的朱彦夫只身炸毁敌人3座碉堡，身负重伤，荣立战功，火线入党。
“当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我准备一次性把自己献出去。”朱彦夫曾在作品中写下这样的文字。
1950年冬，抗美援朝战场，朱彦夫所在部队经过浴血奋战，成功拿下了二五〇高地。来不及休整，他们就接到命令：死守高地。
在零下三十多摄氏度的严寒中，炮弹像雨点般砸在高地上，朱彦夫和战友们舍生忘死，在没有后勤补给和弹药补充的情况下，硬是打退敌人十多次进攻，但也因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战士们一个个倒下。到第三天，仅剩的朱彦夫也被手榴弹炸昏，重伤倒在阵地上。
昏迷中，朱彦夫觉得还在与敌人战斗。他越打越渴，越打越饿，一块黏糊糊的血肉顺着鼻梁滑到嘴边，他本能地一口吞了下去。彼时的朱彦夫哪里知道，他吞下去的竟是自己的眼球。
失去四肢和左眼的朱彦夫想到死，但连死的能力都没有了。冷静后的朱彦夫很快重新燃起了斗志。“身体虽然残废了，但我的心还是完整的，我要用一颗火热的心报答党和人民。”朱彦夫说，为了死去的战友，也必须活下去。
“当干部，就是要把心掏给百姓，以心换心，群众才会信你、认你。”1957年，回到家乡带领群众建设家园的朱彦夫，开始了另一场“战斗”。当时，张家泉村原来的党支部班子涣散，两年内换了3任书记，也没能带领群众走出困境。朱彦夫上任后，通过抓班子、强建设，村风、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1973年夏天的一个早晨，一场瓢泼大雨从天而降，路冲毁车不通。从博山采购架电材料回来的朱彦夫，掏了掏身上所剩无几的钱，只好雇了头毛驴返回沂源。由于山路高低不平，朱彦夫两只残臂抓不住缰绳，好几次从驴背上摔下来，倔强的他又一次次爬上去。当走到博山与沂源交界的松仙岭时，赶驴人实在不愿意送了，朱彦夫只好拄起双拐，一步步往前挪。赶驴人不忍心，又追上来问明底细。当他得知这个没有手和脚的人是在为村里架电奔波时，马上把毛驴拽到朱彦夫身边，将他送回村里。
7年间，朱彦夫跑油田、去上海、闯西安、下南京……先后79次外出，行程7万多里，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备齐了价值20多万元的架电材料。1978年12月，全长10多公里的高压线路跨过一道道山梁、一道道沟壑，终于接到了村里。
时至今天，朱彦夫都清楚记得，通电那天，张家泉村村民都守在电灯下，眼瞅着，守了整整一夜。
担任村支书25年间，朱彦夫忙忙碌碌为村里办事，他的家曾是村里的识字班课堂、免费医疗所、村委办公室；他没吃过群众一顿饭，上级每月分配给他的白面、红糖，他也总要分一些给四邻八舍的老年人和五保户。
朱彦夫有抚恤金，是全县唯一吃“国库粮”的村支书，可他家里也会时常连盐都没钱买。因为他把微薄的抚恤金用作村里的发展基金、慈善基金。这些钱，当年是乡亲们公认的救命钱。
在日常生活中，妻子陈希永总是想方设法从自己嘴里省下粮食，留给老人、丈夫和孩子，每年青黄不接时，她经常要靠吃野菜、啃玉米芯、吃槐树叶子等充饥，因为长期吃，眼睛肿得只剩下一条缝。
靠着“打铁先得自身硬”的坚定信念，张家泉村支部班子真正锤炼成了一个团结奉献、为民务实、敢打硬拼的战斗堡垒。
“老书记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也是一任接着一任干，坚持把群众利益放在心头。”张家泉村村委会主任刘文合说。
眼下的张家泉村，玉米堆满了墙根，苹果挂满了枝头，丰收的喜悦洋溢在每个村民的脸上！朱彦夫心里始终装着村里的父老乡亲，村里的父老乡亲也始终挂念着他。
执着
执着奋斗，永葆初心
入秋之后天气渐凉，最近的几场秋雨更是让朱彦夫的旧伤隐隐作痛。这位86岁的老英雄半躺在床上，但他眼神中依然透着坚毅和力量。
从战场上幸存下来的朱彦夫，先后作了47次手术，两腿从膝盖以下截去，两手从手腕以上锯掉，失去了左眼，右眼的视力仅剩0.3。
“说句大实话，如果我不是党员，忘记了举拳头，器官早就萎缩了，精神早就崩溃了。我老朱心里要不是装着党，装着共产主义，早就死了。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啥？先做个能自理的人吧。”朱彦夫说。
他最先双臂碴夹起勺子，还没等靠近碗沿，勺子就掉了；用嘴叼起勺子再用臂碴夹紧，方向把握不准，又把碗碰翻；重来……一个动作每天要琢磨练习成千上万次，一气练了几十天。在别人看来，这份执着甚至有些倔。
终于自己能吃了，他兴奋不已。又对准了下一个目标——站起来！
他先让人帮着装假肢，后来，又偷偷自己装，但是每次都摔得血肉模糊。反反复复练习之后，终于靠自己一人装上了，朱彦夫兴奋得一下子从床沿站起来，感觉自己高了许多，可还没站稳又摔倒在地。
摔倒，爬起；再摔倒，再爬起。四肢的创伤面刚结痂，又被磨破，鲜血直流，浸透了衣服和腿套。
朱彦夫又一次顽强地站了起来。他挑了病房外一棵最高的杨树，并排站着，但没靠着。终于，他看一切，不再是仰视。
从1996年患脑梗塞至今，朱彦夫半身不遂，右侧身体失去了知觉，甚至连穿假肢行走的“权利”都没有了。清醒后他交待儿子，在自家的天花板上，安了一只带铁链的吊环，他用那只还能活动的左臂，每天牵引锻炼上百次。除此之外，他还坚持每天甩臂扩胸两个小时以上。他不能失去行动的能力，不能降低自己的“幸福指数”。
“你一定要记住，一个连的消亡，在战争史上可能不算什么，可你要想法儿把这壮举记录下来，告诉后人，我们死也瞑目了！” 朱彦夫至今仍记得连指导员高新坡弥留之际的嘱托。
“我不会写，就用口说吧。”
从1952年开始，到1996年突发脑梗塞倒在讲台上，44年间，朱彦夫拖着残腿，每请必到，奔走大江南北，无偿作了1000余场报告，听众达几百万人。为了作报告时不上厕所，他不敢喝水，每一次都讲得口干舌燥。
每作一场报告，朱彦夫就像大病一场。但为了战友的嘱托，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曾经的苦难与辉煌，珍惜他们用生命换来的和平与美好，朱彦夫觉得，值！
作报告仍有局限，朱彦夫又作出一个决定——写书。
为了写书，朱彦夫翻烂了四本字典。他用残臂翻页，有时干脆把脸贴在字典上，用舌头一页一页地舔……刚开始，他用嘴含笔写字，每天只能写十几个或几十个字，口水连着汗水，泪水和着墨水，弄得字迹模糊。后来，他残臂夹笔，每天能写上百个字，甚至五六百字。儿女们劝他口述，但他坚持自己写，他已把写作当成磨砺意志的方式。
整整7年，一天学没上过的朱彦夫，用掉半吨稿纸，先后七易其稿，终于写成了33万字的长篇小说《极限人生》。
拿到新书的当天，朱彦夫把自己关在屋里，打开书的扉页，恭恭敬敬写满了牺牲战友的名字，然后，颤抖着划着火柴，将书点燃。朱彦夫哽咽着说：“指导员，书出来了，你的遗愿实现了，你看看吧……”
张家泉村纵贯着三条深沟，最宽的地方有100多米，把全村分割得没有一块像样的土地。回乡担任村支书后，朱彦夫提出，用锄头和独轮车，向荒山和沟壑要耕地，全村吹响了向贫困宣战的号角。
整整几个冬天，朱彦夫像一名不知疲倦的战士，拖着17斤重的铁腿，和全村上百号劳力一起住荒山，填深沟，造梯田。
现任张家泉村党支部书记刘文合告诉记者，当时的工程量非常大，石头都是从千米外的山上用小木车子推下来的，然后从别的地方取土填起来。光这样就增加了70多亩良田。
有了地，缺水问题又突显出来。张家泉村原名张家庄，是个有名的缺水村，直到上世纪60年代末，吃水都是难题。
1971年2月，大雪纷飞，滴水成冰。朱彦夫带领全村380多名劳力，分成7个施工组，昼夜不停地修建大口井。
数九寒天里，朱彦夫拖着假肢不停地在水利建设的工地上走动着。挖到10多米时，朱彦夫不放心，坚持下到井底去看看。等到大伙把他拉上来时，朱彦夫觉得残腿疼得很厉害，假肢怎么也卸不下来，原来是井里的泥水、腿上的汗水、断肢创面渗出的血水，已把假肢和残腿冻在一起。
经过一个冬天的苦战，龙王庙大口井终于竣工了。张家泉村有了历史上第一眼大口井！张家庄正式改名为张家泉。
为了引水上山，朱彦夫六上省城，十进县城，请水利专家帮助测量和规划选址，购买引水设备，修建了1500米长的高架水渠，使全村300多亩旱地成为水浇田。如今，张家泉村凡有果树的地方都能浇上水，家家户户吃上了自来水。
大口井里的水已经流淌了半个多世纪，让村民吃上了饱饭，鼓起了腰包，更滋润了百姓的心田。
朴实
朴实做人，无私奉献
10月，淄博市沂源县张家泉村，漫山果树枝头上热闹起来，挂满一个个“沂源红”苹果。看到当年的荒山生机勃勃，村民们过上了好日子，曾经的村党支部书记朱彦夫满怀欣慰。在朱彦夫家，86岁的老英雄坐在床上，依旧是战士的英姿。
1947年沂源解放，那年冬天，14岁的朱彦夫穿上了军装。让他自豪的是，在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抗美援朝等上百次战斗中，他都立过战功。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朱彦夫失去四肢和左眼。是一辈子在疗养院被人伺候，还是回老家？“去”还是“留”，如当年的“生”还是“死”一样，摆在了他面前。最后，他作出决定：不能让国家养起来，我要回家。
1956年春，主动放弃荣军休养所特护待遇，朱彦夫毅然回到家乡——沂源县张家泉村。1957年，他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在人生的第二个“战场”，与乡亲们一起奋斗25年。
一上任，朱彦夫就拄着拐，拖着17斤重的假肢，臂上搭着块随时擦汗的毛巾，深一脚浅一脚，到田间地头查看生产，逐门逐户查访民情。主意慢慢拿定：治山、治水、造田、架电。一个个山里人想都没想过的大工程，在张家泉村热火朝天地展开。他始终掌握第一手资料，春天的耕播、用肥、苗情他了解；夏天庄稼长势、旱、涝、虫、草荒他知道；秋天庄稼收割、打场情况他说得清；冬天整地、积肥状况他了然于胸。
全县第一个有拖拉机、第一个平均亩产过600斤；全乡第一个用上电、村民人均收入第一……谁能想到，这么多“第一”，竟是张家泉村，这个建国初期村民连地瓜干都吃不饱、一到灾年就靠讨饭糊口的穷山村创造的。
在休养所颐养天年，不是很好吗？即使回到村里，也可以吃国库粮，衣食无忧，为什么非要干村支书这个苦差事呢？朱彦夫说：“虽然我没手没脚，但有心有脑，哪能吃闲饭？看到乡亲们连饭都吃不饱，我哪能袖手旁观？带领大伙过好日子，困难肯定不少，但再难，比战场上拼刺刀还难吗？与其腐烂，不如燃烧！”
那时候，村里没有办公室，朱彦夫家狭窄的屋子就是会议室。支部开会，一开就到深夜。他不止一次对全家人说：“咱家有特等残废这一个‘特’字就够了，绝不容许再有一个‘特’字出现！”
对家人严苛得近乎“残忍”，但朱彦夫对村民却百般呵护。他的大女儿朱向华告诉记者，父亲每月的伤残金，大部分都用在了集体的事和接济村里的穷人、病人上。上级每月配给他的白面、红糖，他也总要分一些给四邻八舍的老年人、五保户、病人和烈军属。家里的鸡蛋也不让孩子们吃，用作公务招待。公社、县城来人，到了吃饭点儿，他就自掏腰包在家里招待。。
前不久，张家泉村现任支书刘文合又来到朱彦夫家。一落座，朱彦夫就扒拉开自己的日记本，搓出一张纸条交给刘文合。这是老书记的习惯，自从朱彦夫患脑梗塞后，思维就难以一直清晰。看电视时，有什么致富项目和信息，觉得村里能用上，或者自己有什么建议，他就写下来，等村里来人交给他们。
朱彦夫是个发光源，释放正能量。在他身上，没有暮气，没有怨气，没有骄气，而是处处彰显着勤俭朴实的优良作风、感天动地的浩然正气。从1952年开始，到1996年突发脑梗塞倒在讲台上，44年间，朱彦夫拖着残腿，每请必到，奔走大江南北，无偿作了1000余场报告，听众达几百万人，所到之处，都会引起听众的强烈共鸣。
谈吐间，他有军人的豪气，也有沂蒙汉子的朴实。他常拿自己开玩笑，身上的伤疤每到阴天下雨就疼，他说自己是“天气预报”；假腿走在泥水里，他说这就是优越性，零上100度不觉得烫，零下100度不冻得慌。“我当了一辈子‘小偷’，14岁偷着去参军，从疗养院里偷着回家，当村支书也是瞒着家人偷着干上的。晚上想出门查看工程，老伴、子女都不让，我就偷着去。见熟人就躲到庄稼地里，要不让他们发现了就背着你、推着你，你就看不到想看的东西了，就不自由了。”在朱彦夫心里，“偷”是一种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