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一位学者怀揣对齐鲁文化的满腔热忱，来到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位于山东师范大学的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他担任院长的三年间，齐鲁文化研究院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不断加强内外联合、协同创新的力度，紧跟学术前沿，主张高端研究，兼顾地方现实需求，提倡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多层次多角度地开展齐鲁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在考古学与中国早期文明研究、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山东文化发展战略研究等方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研究方向和研究优势，取得了享誉业界的硕果。
他，就是江林昌。
江林昌，1961年生，浙江杭州临安人。1978年考入杭州师范学院中文系。1988年9月—1994年7月，于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师从姜亮夫先生与崔富章先生。1996年9月—2000年5月，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事历史学博士后研究，师从李学勤先生。1996年—2001年，参加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古文明探源工程”，任工程学术秘书。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明史、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博士生导师，山东省泰山学者特聘专家，国家出版基金评审专家，山东社会科学名家，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先秦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楚辞（屈原）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副会长等。
新浪山东《山师学者》栏目，走进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独家对话“文史融通 经世致用”的江林昌先生，一起领略这位学者的别样风采。
新浪山东：江院长您好。据了解，您是2016年来到山东师范大学担任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院长一职的，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考虑，让您选择了齐鲁文化研究院？
江林昌：我是2016年2月，评上了山东省泰山学者，根据山东省委组织部的要求，辞去了烟台大学副校长和烟台市政协副主席的岗位，就准备专心做学问。在烟台，环境是很安静的，但学术交流相对来讲的话弱一些。当时也考虑如果有合适的地方的话，就准备动一下。这个情况下，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刚好需要有一个院长主持工作，所以就找到了我。开始我没想过要来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但学校党委对我非常真诚的交流，我觉得这是一个国家教育部的基地，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当时我就想，和研究院的老师共同完成国家的文化战略，这与我作为泰山学者的奋斗目标是一致的，这两者是能够找到结合的机会，就这样，我来到了山东师范大学。
新浪山东：您担任齐鲁文化研究院院长以来，研究院取得了哪些重要成果？目前，研究院的工作重心是什么？
江林昌：来了以后，我才发现齐鲁文化研究院作为一个教育部的基地，要做的工作很多，与我的期望值还是有距离的。因为是教育部的基地，它需要完成国家文化战略。那么我们研究院以前也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按照国家更高的要求，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进一步加强。来了以后，我经过调研，也在学校领导的带领下来到教育部社科司进行请示。教育部的领导对我们基地期望值也很高，回来以后，根据教育部的要求、根据基地的性质，它有必须要完成的任务或者它应该达到的高度。回来以后我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为基地制定了奋斗目标，就是齐鲁文化研究院的十三五规划。这个规划不是我拍脑袋定下来的，是根据山东省的儒家文化、齐鲁文化来定的。其实儒家文化和齐鲁文化之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源头，是东夷文化。东夷文化到齐鲁文化，包括儒家文化，它是代表了我们整个中国文化的一个新的内涵。因此跟中央的精神结合起来，怎么样把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华5000年文明史有机的结合起来，在此背景下，我策划了齐鲁文化研究院的十三五规划。在准备规划的期间，我又到北京请教我的老师，北京的那些著名的学，包括我们山东大学，还有上海、西安、浙江等等有关专家学者，包括国外的学者，广泛的征求他们的意见。最后我们拿出一个齐鲁文化研究院的十三五奋斗目标，这个规划得到了教育部的高度赞赏，教育部领导很满意，所以回来以后我们向学校领导汇报，确定为我们研究院的奋斗目标。通过这个规划，把研究院20多个研究人员团结在一起，围绕总目标，大家分工协作，共同来完成国家的战略，同时也是为山东的文化强省建设做贡献。这个是我觉得来文化研究院之后做的第一个工作。
第二个工作的话，我作为院长，要以身作则，带好头，所以我自己在科研上，做了很大的努力。当然这个努力跟我本身的兴趣是一致的，到研究院以后，周末我是可以自己搞科研的，周一到周五我的精力是放在研究院的院务工作当中。到现在我到了济南已经是三年了，为了把研究院工作带好，同时自己出成果，虽然我们这里到千佛山很近，但是到现在为止我都没带过我的夫人去千佛山爬过一次山，也没去过大明湖。我早上6点钟起来就到办公室工作，晚上10点多离开办公室，所有的时间都奉献给工作了，当然我们也出成果了。我觉得现在可以跟大家汇报的，第一是，201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我们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论文，这是山东师范大学，整个大学十年来发上去的第一篇论文。十年之前，我们有一位很著名的学者朱德发先生，他在那里发表过文章。在文科的话，《中国社会科学》是最顶级的刊物。研究国学的顶级刊物在中国，不可能在国外的。这篇论文我想首先体现了我们研究院的水平，是一种标志性的成果。对于我个人来讲的话，这篇文章我实际上写了十年，十年磨一剑，才有这么一个成果，我相信这篇论文一定能够经得住学术界的讨论和历史的检验。另外，我们研究院里还有另外一些老师，我也鼓励大家出成果，共同提高。所以到研究院之后，三年当中我们进步的很快。2016年我来的研究院，到了年底所有老师的科研成果加在一起一共有12篇论文；到了2017年我们提升到了32篇；到2018年年底的时候，我们提升到了60多篇论文。60多篇论文，按照产出的话平均每人是3篇论文，这个在山东师范大学的各个院系当中比较的话，这个比例算是很高了。一般的话，一个教授一年能够保证出一篇论文已经很不错了，而我们平均能够出三篇论文。当然，这里面是有些老师、教授的论文多一些，有些老师少一些，但是总体水平我们是每年100%以上的速度提升。这既体现了我们研究院的整体发展，同时也体现了我们的精神风貌，这也说明大家为了教育部的基地，为了整个国家的文化建设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是齐心协力的。
新浪山东：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五千年文明史相比，“五千多年文明史”中的“多”主要指什么，“多”在什么地方，这么说的历史依据主要是什么？请从您专业的角度解答一下。
江林昌：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他在很多场合，凡是提到中华文明史，他都强调是5000多年，而且把这5000多年的文明史跟今天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联系在一起。 2019年1月2号，中央决定的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中国历史研究院。贺信里面他特别强调，他说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5000多年文明史，是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深层的历史依据。所以我们讲5000多年的文明史，必须要跟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结合起来，也就是说研究历史是为今天服务的，这个是第一点我想强调的。第二点就涉及到学术问题，我们都说上下五千年，但是中国二十四史第一个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他写史记的时候，中国的文明史他只能追溯到公元前841年，叫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加上公元后的2000年，也只有2800多年，3000年还不到。5000年文明史前面还有2000多年的历史年代不明确，因为这个原因，国外的学者不承认我们5000年文明史。而且我们中国的学者带有一种谨慎的态度，以前讲中华文明史，也没有把5000年讲清楚，不敢讲也无法讲。那么后来伴随学科的发展，1921年起，中国开始有现代考古，再过两年，刚好一百年。这将近一百年的中国考古学，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包括甲骨文、青铜器皿、简牍帛书等等。当然还有另外一些学科的发展，比如说天文学等等。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央就决定要把这问题研究清楚。上个世纪90年代，国家启动了一个叫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把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夏、商和西周这三个朝代的年代要把它推断清楚。这三个朝代加在一起，就是一千多年的历史，所以当时将多学科结合起来，是我们国家的文化学术盛事。我很有幸参与了这项工程，所以5000多年的文明史，我本身也是亲历研究的。到2000年，我们国家把夏商周的年代公布了。后来，国家又继续推动了第二个工程，叫中华古文明探源工程。到了2018年5月26号，国务院新闻办再次公布了中华古文明探源工程的结果，把中华文明起源的年代讲得很清楚，分成三个阶段，其中前面两个阶段，文明的起源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前面两个阶段是由弱变强的，但都在5000年以前。所以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不是随便讲的，实际上是依据我们中国的学者多学科结合取得的最新成果来表述的，这种表述就代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向世界的宣布。这5000多年绵延不断，结合在一起，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5000多年的文明史绵延发展到今天没有中断，这才是我们今天坚定不移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这个道路包括我们中国的制度，所以中央提出来道路自信之后是制度自信，这个制度又是有理论来支撑的，从古代的文明到今天的中国的政治理论，跟世界文明史来比较，我们也有自己的理论，所以第三个就是理论自信。那么道路、制度和理论综合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所以我们再次强调第四个就是文化自信。
新浪山东：齐鲁文化研究院去年举办的首届中国历史学与考古学对话高层论坛在业界产生良好反响。您从事的学术研究涉及到历史学和考古学两个专业，请问二者在中国古代文明史研究中的关系是怎样的？历史学与考古学为什么要对话，双方应该怎样对话，二者以后的发展趋向如何？
江林昌：去年山东师范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成功举办了全国首届考古学和历史学对话会议，是高端对话。当时我们邀请了6个学部委员，8个国家级学会的会长和副会长，总共是30个人，都是顶级的。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山东大学最顶级的著名的学者。在他们本身学科设置里面，都是引领我们国家发展的领袖式人物。中国大学里面的学科，是上个世纪50年代采用的苏联的模式。当时学科分得很细，当然有它的好处，有些问题可以研究的很深入，但它的弱项是割断了事物之间的联系。尤其是刚才我们讲的5000多年文明史，历史的研究，不是某一个单科的专家能够解决的，它必须是多学科结合。所以我刚才提到了国家成功实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古文明探源工程，就是多学科相结合的结果。我有幸参与了这个工程，所以对这个问题我也有体会。我们一方面已经有很多成功的例子了，但另一方面，我们高校里面还存在着刚才讲的学科壁垒。考古学的人他不太关注历史学的研究问题。历史学的人很少采用考古学的材料，因此彼此之间就产生了一定的隔阂，隔阂造成的结果就是学科的发展受到了制约。实际上，召开这次学术会议之前，我们酝酿的时间很长。我们跟很多学者互相之间交流，大家都表示有必要通过这种类型的会议，通过这样的学术活动，来引领我们国家学科的发展。山东师范大学虽然是我们山东省的省属高校，但是我们齐鲁文化研究院是国家教育部的基地，山东人向来有引领风气的优良传统，在这一点上山东师范大学一直做的很好，我们想利用教育部的平台，在全国学术界也做出了引领的工作。但是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不够，所以联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代表我们国家哲学人文社会科学最高的机构，它跟教育部是平行的专职研究机构。我们召开了这样的会议，在会上，我们不仅仅是学科当中的具体学术问题的交流，更重要的是我们从理论上、方法上，互相之间进行碰撞，提出了各自的建议，最后形成共识。所以这次学术会议之后，我们成果已经慢慢的体现出来。会议之后，《中国社会科学报》做了长篇报道，引起了全国学术界的关注，包括我在美国的一些高校里面的朋友，他们也通过邮件跟我联系，说关注到了这个会议，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趋向，他们把此次会议看作是中国古代人文社科研究当中一个很好的趋向。后来我们国家有家杂志叫《学术界》，它从2018年几百场重要的有关这方面的学术会议，全中国选出了12场最有影响力的学术会议，把这场会议也选进去了，这个是很令我也感到意外的、高兴的。
他们关注我们，这说明什么？这实际上涉及到一个学风问题。现在学术界学风也比较浮躁，如果自己没有做出什么成果，到处去宣扬，甚至用不正当的手段去赢得了所谓的评价。我们不做这方面工作，但是我们得到了大家的公认，这实际上是也是引领风气的。我们是想通过这种活动来推动国家的学术繁荣发展，弥补以前的不足，创造更好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向。这次是中国第一届考古学与历史学对话会，第二届的话，去年下半年在湖南开的，我也参加了。2019年还要开第三届、第四届，一年开两届，2020年还继续开下去。我们希望研究院作为共同参与者、倡导者，在这个活动当中继续参与下去，不仅仅引导齐鲁文化研究院，体现山东师范大学的全国学术影响力，我们还要有国家的学术担当，在整个国家的学术发展事务当中，我们也要做一个引领者、参与者。
新浪山东：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兴起，儒家文化作为学派之一却在秦汉之后一枝独秀，并绵延发展二千多年。它在发展的过程中，经过哪些重要的演变历程？
江林昌：刚才我谈到了5000年文明史，春秋战国刚好是5000年的中间点。孔子诞生于公元前550年，或者叫551年，他去世的时候是公元前478年，也有个说法是479年。孔子他最出成果的时候是公元前500年左右，公元前500年加上公元后的2000年，刚好2500年。这5000多年文明史，以孔子为代表的春秋战国时候的诸子百家思想，在整个中华文明史，它处于中轴点。关于这个问题，有德国哲学家评价说，这个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轴心时代。这个轴心时代除了中国，还有古代的印度、古希腊、古罗马，还有今天的阿拉伯半岛产生圣经的地方，也就是圣经为代表的先知运动。那么在这个背景当中，在这里看儒家文化，你刚才提的问题是5000年文明史的后面部分，你说2000多年的确没错。但是对儒家文化，刚才谈到了春秋战国的时候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各种学派互相争论、互相讨论，出现一个很繁荣的现象。到了汉代，司马迁、汉武帝那个时候，首先在政治上面大一统，那是在中国文明史上是非常辉煌的一个时代。尤其是多民族的融合统一，从秦始皇之后到汉武帝那个时候得到进一步的加成。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需要从哲学上面、史学上面进行全面的总结。那么史学上面进行全面总结的人，就是刚才谈到的司马迁，他写《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把他之前的，从黄帝炎帝五帝时代一直叙述到他当今的汉武帝，3000年的历史，做了全面总结，这很了不起。再一个就是哲学上的一个伟大的哲学董仲舒，他在哲学上面进行全面的总结，最后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大家知道有一个很著名的一句话，叫做“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然后他采纳了儒家文化之后，上面作为一个政治统治的理论依据，下面普及于民间。从专业上面来讲，上层的文化叫做精英文化。美国有个学者叫做罗伯特，他说这个叫大传统，民间的文化叫小传统，他是大传统小传统都渗透了儒家文化，包括当时干部的选拔，首先是考察你对儒家文化熟悉的程度，你对儒家经典很熟悉，就把你选拔出来当地方官员。然后又用儒家思想来统治地方的百姓。
因此儒家文化从那个时候开始，它深入整个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的每一个人的心灵当中，按照现在的话来讲的话，就是内化于心、外化于形，入脑入心，然后在行动当中表现出来，最终它的影响力是相当大的。但是在这里我特别强调一点，可能社会上面，甚至学术界也有对这问题有点误解。儒家文化不是说纯儒家，实际上是儒家文化罢黜百家，不是说把其他的什么道家法家阴阳家灭了，不是的，实际上当时董仲舒的儒家文化，它是在保持自己儒家文化的优点之外，同时吸收了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其他诸子百家的思想，形成了一个综合性的具有更大包容的新儒家。
那么新儒家，为什么它能够包容？这就跟当时全国的大一统的政治背景相统一，政治上的大一统了，多民族融合了，所以学术方面它也需要与时俱进，或者说这也是转化创新，随着新的时代背景的需要，它进行综合，融合其他的百家思想。所以说其它的百家已经融合到儒家里面来了，是这样的关系。所以刚才说儒家思想到了汉代董仲舒这个时候，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化创新，进入了发展的新的历史起点，实际上也体现了儒家文化的包容性，这也是整个中国文化的特点。中国文化是具有很大的包容性的，它包容吸收你的优点，同化你、融化你、团结你。后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儒家文化都有新的发展，每发展一回，都是吸收其他的东西壮大自己。董仲舒那个时候佛教还没传过来，但是东汉末期的时候佛教就传到中国来了，传进来之后儒家文化就观察你，到了魏晋南北朝以后，佛教曾经在中国很兴盛。到了唐朝的时候，朝廷里面还有关于佛教是否要吸收还有各种争论。最终到了宋元以后，儒家文化就吸收了佛教，改造了佛教，佛教就中国化了。佛教中国化的结果，就是禅学，同时形成了儒家自己的宋明理学。佛教的中国化首先体现在被儒家文化所吸收，或者说它也接受了儒家文化，或者说佛教到中国来之后就本土化了、中国化了，成了中国的佛教，所以说现在我们中国的佛教和印度的佛教是两回事。反过来看儒家的话，它的宋明理学也是在中国儒家发展史上，或者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又是一个新的里程碑，也是根据宋明的时代背景，加上文化的多融、多元、包容，最后提升、创造、发展，是这样的关系。
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中国文明绵延发展，汉代一直到今天为止，文化中华文明没有中断，跟儒家文化它在这里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密不可分的。儒家文化造就了我们中华民族多民族融合统一、生生不息、坚强发展，不管碰到多大的困难，都是永远往前发展，永远的在奋斗。这里面儒家文化在这里面起了很重大的作用。反过来的话，也是因为中华文明的绵延不断，保证了我们儒家文化的流传，能够进一步的发展。还有一个问题，齐鲁文化什么时候产生的？周王朝建立了以后，分封诸侯的时候，把周公分到了山东的曲阜。周公没有来，让他的儿子过来，建立了鲁国，然后把当时周王朝的一个有功大臣叫姜太公分到了淄博，就建立了齐国。当时是齐国和鲁国，开始这两个国家文化不一样，后来就慢慢融合了。到了战国末期，一直到汉代的时候，它开始将齐鲁合并起来，最开始就是齐、鲁，后来是齐鲁中间顿号省略了，形成一个综合体的文化。刚提到夏商周断代工程，我们推断西周王朝的建立，在工业前1000年左右，这个时候是齐鲁文化的开始。那公元前的1000年加上公元后的2000年，只不过是3000年，所以齐鲁文化在5000年文明史当中，它还有一个源头，前面还有2000年的源头。这个源头我们以前不够关注，这也是我们齐鲁文化究院需要完成的学术重大课题，也是一个时代课题。这就是海岱地区的东夷文化。当然这东夷文化里面内容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涉及的面很广，跟中原的文化、跟北方的文化、跟南方的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需要我们齐鲁文化研究院现在的学者，包括以后的世世代代的学者，还要全部的学者共同来讨论的问题。但是这个题目，从概念上面我们首先要认识到这个问题。只有把这个源头讲清楚了，我们才能够更好的把握今天我们所理解齐鲁文化和儒家文化。
新浪山东：儒家文化、齐鲁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是怎样的？
江林昌：我们有一句话概括，中国文化的核心或者叫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儒家经典，就是经典著作。那么这实际上首先从大的概念上面回答了这个问题，儒家文化是整个中国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又体现在它的儒家经典当中，而儒家经典比如说《诗》、《书》、《礼》、《易》、《乐》、《春秋》，再加上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的《论语》、孟子的《孟子》、荀子的《荀子》，这就是先秦的典型的三部儒家经典，而且代表了先秦时候儒家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这三部经典都是在齐鲁完成的。孔子就在鲁国，我们不用说。孟子和荀子都是在齐国的淄博，现在叫稷下学宫，他们两个都在那里讲过学。最后孟子和荀子又到鲁国，这样他们两个人的经典著作也是都在我们齐鲁完成。
为什么说中国文化的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学，儒学的核心，又是跟齐鲁文化联系在一起。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说齐鲁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干。刚才又谈到，到了汉武帝的时候独尊儒术，也就是把综合的包容的儒家文化成为整个国家的文化。山东的父老乡亲，要为我们山东的祖先创造的那么辉煌的核心文化，为整个中华文明所作出的贡献感到自豪。山东的学者特别要担当这个时代的责任，潜心研究，把先辈的学术研究好、传承好，在新的时代还要把它弘扬好，我们真正要继往圣之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新浪山东：您如何看待齐鲁文化研究院在山东师范大学的地位和作用？展望未来，齐鲁文化研究院有怎样的发展定位和目标？
江林昌：山东师范大学有齐鲁文化研究院，我认为这是山东师范大学的光荣。首先是山东师范大学历代的领导和历代的学者，包括各个职能部门，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齐鲁文化研究院是教育部的基地，在山东一百多所省属高校里面，齐鲁文化研究院是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唯一的国家教育部基地。这不仅仅是山东师范大学的光荣，也是整个山东省的光荣，我们要万分珍惜，来之不易。
我经常在齐鲁文化研究院里强调，齐鲁文化研究院是一个教育部的基地，是很神圣的，大家要珍惜，要有一种崇敬的心理来看待这个平台。同时，更重要的是研究院的老师怎么样做出不愧对于这个光荣称号的平台，做出我们应该做的贡献。可以不用回避的，就是在这发展过程当中，我们也碰到了困难。我们怎么样去克服这个困难、更好的发展，每个研究院的每一位老师都要有责任心、有担当，特别是要表现出一种知识分子的情怀、学者的品格、弘扬科学的精神。2018年12月3日，商志晓书记主持党委常委会，听取工作汇报。有一个背景，山东省教育厅厅长邓厅长，他上任的时候向教育部去汇报工作，然后教育部的领导跟邓厅长提到了齐鲁文化研究院，让山东省教育厅高度重视齐鲁文化研究院。所以邓厅长专门带着教育厅的有关领导到齐鲁文化研究院进行调研指导。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开党委常委会，实际上也是落实教育部和教育厅的有关指示精神，在新的历史阶段怎么进一步的提升发展，所以这会议很重要。最后党委听取我们的汇报之后，形成一个关于齐鲁文化研究院的定位。一共四句话。第一句话是紧扣国家的主题，第二句话是兼顾地方服务，第三句话是立足当前评估，第四句话是着眼长远发展。这四句话我认为非常经典的、高度凝练的概括了齐鲁文化研究院今天的定位和未来的发展，我认为这四句话非常的准确。第一句话就是紧扣国家主题。我到教育部去汇报的时候，教育部领导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你这是教育部的基地，是国家的平台，必须完成国家的文化战略，解答时代的课题，引领社会的风气，在全国学术界要做出表率作用。他特别强调这一点，他说你如果不能完成国家战略，你只是完成地方的战略，那你就做省里的基地，不要做我们教育部的国家的基地，讲话很直白。所以党委常委会定下来第一句话就是要紧扣国家主题，这是我们毫不动摇的一个奋斗方向。我们要做高端的学术研究，我们要在整个中国的学术史上面，发展到今天，我们怎么样做出原创性的成果？教育部评估的第一项最高标准，就是要推出具有原创性的显示度的体现国家水平的学术成果。我们这方面已经也在做，刚才谈到了我们在去年201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这一顶级刊物当中，我们发表的这篇重要论文，25000多字，这就是按照教育部的要求来完成。只有这样的话，山东师范大学才能在全国走出去，并且对世界有影响。第二句话，我们做的还比较好。山东师范大学毕竟是省属高校，呼吸着齐鲁大地的空气，就必须为山东省的文化强省建设做出贡献。作为教育部的基地，应该在服务地方上做的更有水平、更有力量、更有效果。这方面我们以前也做得很好，比如说前面有《齐鲁文化通史》，有山东区域文化研究，这方面我们做的是已经非常好了，但是我们要进一步的去发扬它，所以这两句话是我们整体的定位，后面两句话是我们的工作思路，工作思路就是围绕着前面这两句话来做的。齐鲁文化研究院将会围绕着高端和地方服务，要齐头并进、有主次之别，主还是国家文化战略，只有把国家文化战略做好了，才能够更好的为地方文化服务，也才能更好的体现我们山东的文化建设。就像刚才谈到的儒家文化，它首先是全国的领先的文化，才能够体现山东文化的强盛力量和繁荣。齐鲁文化研究院将来的发展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首先要顶层设计。在目标上面，十三五规划以后还有十四五规划、十五五规划，明确要怎么进一步的发展，把它做好。另一方面，现有的老师、现有的科研人员要进一步的加强提升。同时我们还向全国引进优秀的人才，不断地壮大队伍。这方面也都有规划，我们充满信心，可以给山东人民、给山东师范大学表个态，我们一定把它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