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9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慧晏在淄博市陶瓷产业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打造“淄博陶瓷 当代国窑”的奋斗目标。一年来，淄博陶瓷行业如沐春风，逆势崛起。陶瓷文化工作者更是厚古颂今，以挖掘和弘扬淄博悠久的陶瓷文化为己任，形成了《淄博国窑文化的历史渊源和当代价值》一文，经过专家论证确认，将淄博国窑文化的历史上溯到1000多年前的北宋时期。现予发表，以飨读者。
序 言
淄博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不仅以齐文化的发祥地著称于世，而且以灿烂的陶瓷文化和“中国陶瓷名城”蜚声中外。据最新资料考证，早在一万年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先民就开始焚柴而陶，从此揭开了古人类从荒蛮到文明的历史。在以后万年的历史时空平台上，赓续相继，代代传承，由陶到瓷，精品辈出，不时发出一个又一个时代的强音，为华夏文明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20世纪中叶以来，不甘人后的淄博陶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以惊世骇俗的创造力，吸纳、凝练古今中外先进陶瓷文化之精华，开拓创新，从现代工艺技术到产品造型装饰，都走在了国内同行业的前面。国庆十周年，淄博窑为人民大会堂生产了首批国家用瓷；同年，青花大鱼盘代表中国民间艺术参加国际展览。20世纪60年代后，相继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条日用陶瓷隧道窑，第一台链式干燥机、燃气梭式窑等一大批工艺装备。发明了轰动中外的滑石质、高石英质、骨质等精细瓷器，发展了一批前所未有的名贵色釉、窑变花釉以及精妙绝伦的刻瓷工艺。1979年，淄博产的立粉彩陶挂盘以国礼馈赠美国会众、参两院，为中美实现关系正常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81年，淄博刻瓷作品收录德文版《卡尔•马克思》一书，翌年，淄博刻瓷为中国陶瓷获得了建国后第一枚国际金牌。1987年，高石英质日用细瓷获得国际发明金牌，使淄博陶瓷在世界陶瓷艺坛上魅力四射，以“当代国窑”的崭新形象，巍然屹立于世界陶瓷之林。
今天，当我们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举，高举当代国窑的鲜艳旗帜，全力实施淄博陶瓷未来振兴战略的时候，我们认为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开展历史文化的研究，挖掘那些令人关注的热点问题，对整合我市陶瓷文化资源，推动陶瓷产业的发展，是件很有意义的事。为此，我们初步确定了几个选题并作了一些探讨性研究。下面，仅就古代淄博陶瓷历史上是否有过官窑文化，有没有生产过贡瓷等问题，结合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略作探讨，以求教于专家和学者。
中国古代官窑的概念和涵义
为了有针对性地研究所提出的问题，我们认为应该首先弄清什么是官窑，明确官窑的概念、性质和涵义，以及官窑和民窑的根本区别等问题。
关于官窑的概念，在中国古代陶瓷史上有不同的内涵。有人认为，官窑有两种涵义。一是指贡器，一是指官厂。自唐代至元代(公元8世纪——14世纪)，官窑多有贡器，少有官厂。采取的形式是“官监民烧”。烧出的瓷器“千中选十，百中选一”进贡给统治阶级，这种瓷器就叫做贡瓷和官窑。自明代开始有官厂，采取“官办民烧”的形式，专烧进贡的瓷器。清代与明代也有所不同，清代除设皇家“御器厂”外，还采取“官搭民烧”的折中形式，贡品分“钦限”和“部限”两类，前者专给皇帝用，后者是给朝廷和外交礼宾用。
另一种说法是，官窑有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广义的官窑泛指历代由朝廷督办，专门烧制御用瓷器并为宫廷所垄断，在原料、技术条件、管理、社会地位等方面区别于一般的民窑。狭义官窑，则是宋代五大名窑中“官窑”的专称，指北宋汴京(今河南开封)官窑和南宋临安(今杭州)修内司、郊坛下官窑，即南宋官窑。
还有的说，官窑是我国古代由朝廷直接控制的官办瓷窑，专烧宫廷、官府用瓷；官窑也称御窑，是中国封建王朝的“皇家瓷厂”等。
著名文物考古专家冯先铭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古陶瓷图典》中，对何谓官窑，官窑的性质和特点以及什么是民窑也作了较全面的解释：“官窑是古代由官方营建、主持烧造瓷器的窑场，其产品专供宫廷使用。五代十国吴越钱氏宫廷垄断越窑的部分生产，使之具有官窑的性质。据载北宋大观、政和年间在汴京设置官窑，史称北宋官窑，正式有了‘官窑‘的名称。”关于官窑的设置和管理，又说“明清两代朝廷在景德镇设御器厂，又称御窑厂，依据宫廷的需求生产瓷器。明代官窑一般由宦官督管，清初改为由工部、内务府派官主管御窑事务。乾隆年间起确定九江管使管理御窑厂，并以饶州景德镇巡检司监造督运，由此形成制度。清朝以后官窑不复存在。”
关于官窑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1、官窑因为是由官府营建的，所以就能够强占优质瓷土和原料，拘获天下能工巧匠无偿使用，并控制釉料配方和制瓷工艺，限制民窑生产。2、分工细致，生产不计成本，制作技术熟练精湛，因此产品代表了当时制瓷业的最高水平。3、官窑产品以生活用器和陈设用瓷为主。4、产品必须代表皇家意愿，反映统治阶级的心理需求，客观上很大程度地限制了陶瓷工匠的创作激情和工艺技术的发挥，所以，清乾隆以后官窑产品日趋衰弱。”
关于民窑，按照比较一致的看法：即民间办的窑场，生产民用陶瓷，是相对宫廷兴办的官窑而言。历代绝大多数瓷窑属于此类。民窑在产品风格上不同于官窑，在设计上可以自由发挥，因此其造型、纹饰、题材更加丰富，充满活力。正因为民窑的大量存在，经过陶瓷匠师们代复一代的努力，才使中国灿烂的陶瓷文化永放光彩。
综合上述情况，不难发现人们对官窑的解释并非众口一词。我们倾向人们通常所说的：“官窑，是指唐以后各代由官方营建，专为朝廷烧造瓷器，因区别于一般的民窑而称之为官窑，因制作技艺高超，又有为皇室服务的特殊地位，受到世人瞩目，但并不是所有为朝廷生产贡瓷的窑场就是官窑”。
淄博古代陶瓷官窑文化的初步研究
淄博陶瓷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根深叶茂。丰厚的文化积淀与其他陶瓷产区共同构成了中国陶瓷波澜壮阔的文化景观，这已经被人们所公认，成为不争的事实。“中国陶瓷名城”的命名，就是对淄博这座陶瓷古都最好的说明。
关于古代淄博陶瓷历史上是否为封建王朝生产过贡瓷，有没有“官窑”？尽管文献记载甚少，但是在宋人《宋会要辑稿》和清代《乾隆府厅州县图志》中都留下了宝贵的记载，从而为我们深入研究这一课题提供了线索。下面，我们分别进行讨论。
关于古代淄博窑宋代为朝廷生产贡瓷的问题
宋代，在《宋会要辑稿》中有“青州贡白瓷”的历史记载。经过研究考证，我们认为该书说的“青州贡白瓷”即是淄博窑所产。下面，让我们先了解一下《宋会要辑稿》中这段关于贡瓷的记载：
“瓷器库，在建隆坊，掌受明、越、饶州、定州、青州白瓷器及漆器以给用，以京朝官三班内侍二人监库。宋太宗淳化元年七月诏瓷器库纳诸州瓷器，拣出缺璺数目等第科罪。不及一厘特予除破，二厘勉决勒倍都给破者，三厘笞四十，四厘笞五十，五厘杖六十，六厘杖七十，七厘以上不计多少杖八十。真宗景德四年九月，诏瓷器库除拣封木舂共进外，余者令本库持样三司行人估价出卖。”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宋王朝的瓷器库建在汴京建隆坊，主管明州(今宁波)、越州(今绍兴)、饶州(治所在鄱阳，辖浮梁县昌南镇，景德年间改称景德镇)、定州(今河北定县)和青州(治益都，今青州市)进贡的白瓷器和漆器。用一品以下常见皇帝的侍卫二人看管库房，宋太宗淳化元年七月下诏书命瓷器库取出各州送来的瓷器，挑选出有裂纹的按照裂纹的大小分别治罪。对触犯律条者不是用鞭子抽就是用板子打。最后又说真宗景德四年九月再下诏书，令瓷器库拣出好贡瓷存入封木舂库(皇家内库)，以供皇室使用，剩下的持样品报掌管财赋的盐铁使、度支使、户部使三司和管朝觐的聘问(即行人，官名也，非行路之人)审定后作价出卖。
通过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北宋王朝对各地所进贡品是高度重视，除派高官管理贡瓷库外，对贡品质量要求也十分苛刻。凡违规者非笞即杖，必受鞭棍之刑，足以说明封建统治者追求完美无瑕至高无尚的心理。同时，通过景德四年出卖部分贡品，也反映出当时制瓷业已经进入精品迭出，空前繁荣的时代。更让我们欣慰的是青州为朝廷提供贡品是确信无疑。
但是，应该注意到这段记载中提到的“白瓷器及漆器”究竟是指哪个州并不明确。青州是进贡白瓷器还是漆器？还是两者兼而有之？这是应该首先要搞清楚的。按照考古专家王恩田先生根据江苏淮安北宋墓中出土的漆器题铭和宋人孟元老所著《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制漆工艺中心在杭州和温州，也就是上述“五州”中的明、越二州。因此，青州的贡品只能是白瓷器，而不可能是漆器(《山东淄博市淄川区磁村古窑址试掘简报》)。我们认为这种分析是完全正确的。
明确了青州宋代曾为朝廷进贡白瓷，究竟生产贡瓷的窑场在哪里，这是长期以来引起人们争论，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有专家认为窑场就在淄博。如早年从事文物、考古研究的先辈郝鸣高先生，在上世纪70年代就说：“青州就是指淄博一带。这说明在宋朝时，淄博陶瓷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不然不会列入贡品名单，也不会引起皇家的青睐。”(《淄博陶瓷琉璃文化•关于淄博古陶瓷的几点考究》)。
但是，也有不同见解的人认为尚有疑点需要考证。如：今青州附近已发现古窑址，青州窑是否应该在青州附近？淄川、博山宋代不属于青州辖地，不可能包括磁村窑、博山窑这些著名窑场；宋代淄博窑生产白瓷文献记载尚少。产品似乎在当时还达不到贡瓷要求等。然而，根据已知的文献记载和现有的考古资料，我们对淄博窑宋代生产贡瓷的说法，是持肯定态度。针对以上置疑，现陈述我们的观点和看法，希望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讨论，达成共识。
1、关于“青州附近已发现古窑址，青州生产贡瓷的窑场是否应该在青州附近”的问题。
持这种观点的同志，主要根据是上世纪70年代在临朐县发现了“火光窑”古窑址。我们认为有窑址就有陶瓷生产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生产贡瓷并非只要有窑场就能为，关键应该看窑场有没有精湛的技艺和出类拔萃的产品。我们几乎查遍了地方志资料和有关陶瓷专著，根本找不到有关“青州窑”及青州当地生产陶瓷的记载。而代表青州陶瓷的却是博山窑。《益都县志》记道“淄砚、琉璃、磁器，颜神镇(博山)居民独善其能。”“青州府志，磁器出颜神镇(博山)，用赭、黄土作泥，窑碳烧成，缸、罐、盒、瓮、碟、瓶为郡境利用之资。”“山东通志，陶器出青州颜神镇，居人相袭善为陶。其规制，如罂、如釜、如缶之类，殊不苦窳，其利民亦不下于江右之景德镇矣。”(《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考工典》)从这些记载中可以肯定，青州的陶瓷产地在博山是无可置疑的。另外，从考古方面也可以肯定，至今青州附近包括全省在内还尚未发现宋代有比淄博窑技艺更高的窑场。
2、关于“宋代淄川、博山不属于青州辖地，故不能包括淄川磁村窑、博山窑这些著名窑场”的问题。
根据地方史志记载，宋代，淄川置淄州淄川郡，治淄川。属京东东路，辖淄川、长山、高苑、邹平四县。(《淄川县志》)博山时称颜神，属淄州淄川县，为南境重镇。(《博山县志》)据此，说“宋时淄川、博山不归青州所辖”并没有错。但不能以此断定就青州贡瓷不可能出自淄川、博山。因为持这种看法的同志对北宋地方行政建制及其职能缺乏全面了解，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即“路为宋代最高的地方建制”，“州上统于路”，路以下是州，州以下是县。根据北宋路的设置，青州为京东东路首府，所属齐州(治历城)、淄州(治淄川)、青州(治益都)及潍州、莱州、登州、密州、沂州计八州，三十八县《中国历史地图集》)。按照规定职能权限，需要向朝廷报告的地方财赋、民政，或奏章，或呈文，或朝觐均由路出面。作为向朝廷进贡的大事，当然是由路来筹办。贡品可以从各州中挑选。分布在淄川境内的窑场，不管是磁村窑还是博山窑，只要有精品杰作，京东东路完全可以征调或令其生产。根据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科院院士侯仁之先生的解释：“在北宋，淄州(治淄川)与齐州、青州等，同属京东东路，其在区划上的地位与各州相同，故淄川县陶瓷可直接列为青州贡品。”因此，研究青州贡白瓷，不应该限定在青州区划范围内，而是指以青州为首府的京东东路所辖范围内。
3、关于“宋代淄博窑生产白瓷文献记载尚少。产品似乎在当时还达不到贡瓷要求”的问题。
这种看法主要是偏重于文献记载，忽略了考古发掘和流传于世的实物资料，缺乏对淄博窑生产白瓷情况的全面了解。
据考证，淄博窑生产白瓷起源于唐末、五代，发展到北宋已进入工艺成熟，产品琳琅满目的兴盛期，生产年代最早的是淄川磁村窑，博山大街窑、北岭窑，八陡窑。其次是淄川坡地窑，博山万山窑等。但以往文献古籍记载甚少。通过对淄川磁村窑、坡地窑，博山大街窑的相继发掘和流传佳品的不断出现，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宋代淄博窑所产白瓷的认识。我们认为当时的淄博窑烧造技术、生产规模、产品品种，都有条件烧造贡品。有专家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在北方贡白瓷的窑口中，《宋会要辑稿》只列举了定州和青州。定州是北宋著名的白瓷工艺中心，把青州和定州并列，说明青州在北宋，也应是另一处重要的制瓷工艺中心。”(《山东淄博市淄川区磁村古窑址试掘简报》)著名考古学家叶吉吉民先生，1977年曾对淄博窑做过实地调查，他说在几处古窑址发现过大量近似磁州窑的宋、金时期的陶瓷残片，有白釉、黑釉、白地划篦纹、白地绘黑花、白地剔划黑花、白地加红、绿彩，黑釉凸白线、三彩、绞胎等多种。技法纯熟、釉质光润，有些作品之精(如加彩雕塑、剔划花等)并不次于北方其他著名窑口。(《中国陶瓷史纲要》)。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认为，淄博窑宋代为朝廷生产贡瓷应该是确信的。下面需要深入研究的是生产贡瓷的窑场在哪里？是官窑还是民窑？以及产品面貌和风格等问题。
首先，研究生产贡瓷窑场。根据考古资料和文献中的零星记载，我们通过对生产白瓷的窑场其历史、规模、资源、烧造工艺和出土遗物的材质、造型、纹饰分析，认为淄川磁村窑生产贡瓷的可能性较大。该窑场原、燃料资源丰富，附近盛产瓷石。制瓷历史悠久，唐代生产的黑釉瓷在北方诸窑场中已技压群芳。(《中国陶瓷史》)五代，以产白瓷为主，并出现了白釉点绿彩的装饰方法。入宋以后，工艺日趋成熟，品种增多，从原料处理到窑炉、窑具，都具备了生产精致产品的技术条件。此外，地理位置优越，地处交通要冲，再加官府在此设“务”(贸易税收机构)，重视窑业生产，从而为磁村窑的贡瓷生产和制瓷业的兴盛创造了条件。总之，磁村窑烧制贡瓷并非偶然，而是以悠久的制瓷工艺传统和北宋时期的社会稳定，文化昌明为基础的。
第二，磁村窑是官窑还是民窑的问题。根据学术界比较一致的意见：官窑应该是由官方营建；派官主持窑务；产品专供宫廷这三个基本条件，鉴于目前史志典籍中还不见有淄博官窑的记载，在磁村古窑址出土的标本和流散在民间的宋瓷中，也没有发现官窑的佐证。因此我们认为磁村窑并非官窑。从各方面分析，它是著名的民窑。很可能是宫廷或地方官府用窑场中的部分窑生产贡品。由官府监督完成，这与官府在此设“务”收税相吻合。关于磁村窑设“务”的时间和性质，我们有必要再多言几句。磁村窑所在地磁村，明以前曰“磁窑务”，明以后改称“磁窑坞”，1937年始改“磁村”(《淄川区志》)。我们认为，其村名由“务”改“坞”是与当地窑业的盛衰荣枯有着密切联系。根据《辞源》对“务”的解释，“‘务’为管理贸易及收税的机构。”《文献通考•征榷》载“宋朝……凡州县皆置务，关镇或有焉，大则专置官监临，小则令佐兼领”。宋代磁村窑规模宏大、窑业发达，作为淄川重镇置“务”收税，应该是很自然的。另据《中国陶瓷史》记载，宋代各地设务收税的窑场不乏一处，凡设务者其窑业无不隆盛。因此我们认为磁村窑宋代设务收税始于北宋较为合适。
第三，关于磁村窑白瓷产品的风格特点。我们认为，磁村窑的产品是以日用生活器皿为主，兼有少量陈设瓷。主要器物是碗、罐、瓶、碟、杯托等，其中碗的造型很多，已发现的样式就有6种，产品造型生动，具有典雅的宋代风格。其瓷质，胎细白，釉面洁白光润，装饰除采用绿点彩外，还有剔花和划花。画面多选用牡丹、莲花等祥瑞题材，具有浓厚的吉祥文化特色，反映了宋代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审美观念，也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的审美情趣，所以会受到朝廷的赏识。因此，磁村窑的贡品很可能就是从这些器物中遴选出来的。
关于淄博窑清代生产贡瓷的问题
这个问题，清《乾隆府厅州县图志》中已有“青州府土贡陶器”的记载，此说虽然语焉不详，没有指出贡品是出自哪里，但《大清一统志》为之做了“青州府土产陶器，出博山县”的补充说明，显然青州府的贡瓷是博山生产的。此外，《益都县志》、《青州府志》、《山东通志》也有“瓷器出颜神镇(博山)”的明确记载。再从行政建制上考证，博山从元朝至元二年(1265年)划归益都县(时称颜神镇)，至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设博山县，一直归青州所辖(《博山县志》)，也应该不存在疑义。更令人坚信不疑的是，清末以后的许多史籍文献中，对博山窑的记载和评价已屡见不鲜。如1931年出版的《中国文艺辞典》就这样记道：“清瓷在康熙、雍正、乾隆、道光、光绪各时代均有杰出的作品表现于世。如郎窑、年窑、以及山东的博山窑、江苏的宜兴窑等处，都出佳品”。再如《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一书中也说：“清代瓷器生产，工艺精巧，釉色丰富齐全，造型工整，除江西景德镇外，还有广东佛山石湾，湖南醴陵，山东博山、福建德化等地。”凡此种种，我们就不一一列举。
由以上看出，宋代至清代淄博窑曾经为宫廷生产过贡瓷已无悬念。到目前为止虽然还不能证明在古代淄博有宫廷投资的官窑，但却有生产过宫廷用瓷的历史。博大精深的淄博陶瓷文化中，无疑有着官窑文化的积淀。
破除官窑围墙，打造国窑文化
对官窑文化的初步认识
陶瓷是科学和艺术的结晶，它具有物质和精神双重文化特征，是反映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载体。在中国陶瓷史上官窑的出现和发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反映了陶瓷文化的发展和延伸，是符合自身的客观规律。
官窑的出现是陶瓷文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与社会物质生产发展和社会制度的产生分不开的。客观地分析，统治阶级为了奢侈生活和统治的需要，以追求完美、新颖奇特，天下第一，唯我独有的心理，不惜大量投入，集天下制瓷高手生产宫廷用瓷，一方面说明精美的陶瓷，以独特的制造工艺和文化、艺术价值受到到了帝王将相的青睐，引起了社会对陶瓷业的重视，另一方面对陶瓷工艺技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对母体文化的民间陶瓷来说，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官窑文化和民窑文化的优势互补，有益于整个陶瓷业的发展兴盛。对某些陶瓷产区来说，它代表了一个历史时期的制瓷工艺最高水平和成就。因此，官窑是中国陶瓷文化中的一部分，它的产生和发展是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但是，也并不是所有官窑产品都具有最高水平，许多民窑佳作与之相比也并不逊色。中国陶瓷文化中的许多扛鼎之作都是出自民窑。其实，“百中选一”的官窑产品也不可能反映当时制瓷业的整体水平。客观地说官窑产品有许多是技艺精绝，使人赞赏，令人憧憬。
但是，由于封建制度的桎梏，也有不少问题和不足。一是官窑产品为统治阶级服务，严格的等级制度，被宫廷垄断，失去了商品的性质。二是在陶瓷材质、新瓷种的创新上，古代官窑多立足于已有的成果，重装饰，轻材质。并且迎合帝王的喜好大量仿制前朝的作品，甚至超过前代，达到了真假难辨的程度，造成了后世文物混乱的恶果。三是在艺术风格上，因为造型、装饰必须体现皇家意愿，按照帝王家族的审美观念、审美情趣、审美追求去设计，不可能溶入更多的民间艺术精华，很多作品缺乏较高的美学境界，有的矫饰造作，具有匠气和雕琢气，使人不能得到美的陶冶。四是制瓷工匠们被禁锢在统治阶级设置的层层围墙中，其创造才能和智慧得不到充分发挥，只能按照朝廷对美的理解和想像去完成统治者布置的任务。最终导致了官窑的没落。这些问题我们认为也是需要认真研究的。
打造“国窑文化”
实现新的跨越
“历史总是赋予不同时代的人们不同的使命。”回顾淄博陶瓷文化亘古绵绵的历史，她带给我们的是惊奇、喜悦，更多的则是责任。
随着历史的延伸，人们对文化的认识也在深化。“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源泉，成为‘软实力’和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和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尺。”淄博陶瓷作为淄博灿烂文化的一部分，如何传承创新这生生不息的万年薪火，怎样发挥它在建设淄博文化强市中的作用，如何主动迎接后工业时代的到来，成为淄博陶人必须面对的问题。去年，市委市政府提出了打造“淄博陶瓷，当代国窑”品牌的崭新命题。这是继承发扬淄博陶瓷万年历史的必然要求，是创新发展打造淄博特色陶瓷文化品牌的奋斗目标，是激励淄博陶瓷产业大军充满激情、科学干事的思想动力。因此，我们应该深入学习，深刻理解。
“淄博陶瓷 当代国窑”从语法上讲，是由两个用名词作定语的短语组成，相当精炼、严密。其寓意深远，意在“国窑”。“国窑”是一个偏正式合成词。“国”修饰“窑”。从字义上“国”有四种含义：(1)国家；(2)代表国家；(3)指我国的；(4)姓。(《现代汉语词典》)我们抛开“姓”不谈。“国”与“窑”配置组成“国窑”，其含意无不与国家有关，因此淄博陶瓷现在和未来必须紧紧围绕着“国”字做文章。“窑”，按照《中国古代陶瓷图典》的解释：窑，即窑炉；生产陶瓷器的窑口，如邢窑、定窑、龙泉窑等；再就是指窑器，即陶瓷器。《辞源》、《辞海》等辞书对“窑”的解释，也包括这三种含义。但这里说的“窑”绝不是指烧造陶瓷的窑炉。因此，“淄博陶瓷，当代国窑”完全可以理解为“淄博陶瓷是当代能够代表国家水平的最好陶瓷”或“淄博陶瓷是由代表国家最高水平的淄博窑生产的”。当然，它的深刻含意还不仅在于此。我们认为这既是对淄博近万年陶瓷文化的高度提炼和概括，又是对未来提出的目标和要求。其核心是坚持争创国内外最高水平，永擎中国陶瓷领军的帅旗奋发前进，使这一新的文化在发展中不断充实完善，推动淄博陶瓷实现新的跨越。
有的学者指出：“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并以社会物质的发展为基础。新文化不可能脱离旧文化而产生”(《简明社会科学词典》)“当代国窑”是在淄博陶瓷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积淀基础上提出来的，符合现代先进文化精神。今日之“国窑”和古代官窑有着本质上的不同。首先，在服务对象上，官窑文化是为封建统治阶级少数人服务。国窑文化是坚持以国家利益为重，忠诚地维护“瓷器之国”的伟大形象，在为国家提供代表中国水平的名瓷杰作的同时，也服务于人民大众，并不断扩大输出，向世界传播中华民族的智慧之光。二是在产品质量上，官窑追求的是为宫廷奢侈生活需要的奇特赏玩品，用“千中选十，百中选一”的方式获取精品。国窑则是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溶入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管理，在材质、装饰上不断推陈出新，使之具有高技术，高文化品味含量。在产品装饰和艺术风格上，官窑是体现封建帝王和少数人的欣赏水平和对美的狭义理解，国窑则是依靠广大陶瓷美术工作者、艺术大师的创作才能，按照美学的规律和表现形式，将客观世界和真实感受上升到理性认识，通过一定的艺术手段完成的物质文化精品，体现时代特点和民族精神。
总之，国窑文化精神在指引、鼓舞着我们为建设一个强大的优秀文化陶瓷产区，去扎扎实实地工作，去拼搏，我们只要坚持中国文化中发展的观点，自强不息和好学不倦的精神，继承齐鲁文化忠厚正直、豁达淳朴，崇礼尚义，勇敢坚韧，勤劳智慧的优良传统，培育发扬改革创新、开放包容、诚实守信、务实拼搏、敢为人先的精神，国窑文化就会不断发扬壮大。
我们愿和一切致力于此者戮力前行。
(作者：山东省陶瓷公司。张道洪，山东省陶瓷公司原史志办主任。张光明，淄博市文物局副局长、研究员。孙启新，博山区政协原文史办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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