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解的出路

　　准备了一晚上，什么都没有抢到，小龙不太能接受这场抢劫计划的失败。他说，当时身上已经一毛钱都没有了，可是，他迫切地需要钱，去买一张火车票，离开这个地方。

　　小龙想去北京，一个他第一次见到地铁和电梯的地方。不过，他已经不太记得该怎么去北京了。两年前第一次去北京的时候，还是老乡带着他，逃票坐上了火车。

　　在陌生人面前不爱说话的小龙，总是绷着一张脸，额头上勒出与他16岁年龄不相搭配的抬头纹。但是只要一说起普通话，一说起北京，他整个人都放松了，偶尔还能露个笑脸。

　　他对北京生活的印象，只有三个字：“好着嘞！”他在北京当过后厨，做过保安，还在肯德基做过冰激凌。在他的描述里，在北京每个月能赚三四千，还包吃包住，尽管住的只是四五个人拼一间的地下室。他说，自己两年赚了4万块钱，还寄给了爸爸1万7。

　　但小龙爸爸说，从来没有收到过儿子寄来的钱，他甚至很少接到儿子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他对于儿子外出打工的事，总是悬着一颗心。娃出门打工的时候，还不到他的肩膀高，两年没回家，再见面已经比自己还高了。不仅个子长了，还学会了抽烟，一天至少抽半包，胳膊上也不知什么时候烙下了一个个圆形伤疤，像是被烟头烫过的。

　　小龙爸爸也外出打过工，在深圳给人铺路，干了4年，带着几万块钱工钱，和一身的风湿病、动脉硬化回来了。他回村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始给家里盖房子。他把小龙从北京叫回来，要他待在家里看屋子，不愿意他再出去打工，“外面社会太复杂，我怕他出去出事”。

　　可是，待在家里对小龙来说太难熬了。在这个小村子，生活只有两种模式，出门种地，回家做饭，顶多再多一种模式，外出打工，回来盖房子。

　　如今他家虽然盖起了全村唯一一户贴着亮白色瓷砖的小平房，但姐姐在外地打工，71岁的奶奶要下地干活，爸爸要去地里用扁担挑麦子，白天只有他守着6间空荡荡的房子。屋里唯一的装饰品插在窗户把手上，是两根彩色的野鸡毛。

　　从没出去打过工的小康，并不太理解小龙的焦虑。他唯一一次走出彬县，是12岁那年发高烧，爸爸抱着他去西安看病。小康爸爸说，他们在医院门口排队，挂了3天号才看上大夫。夜里抱着小康输液，他看着脸色透红的儿子半夜突然醒过来，在挤满陌生人的挂号队伍旁边来回打滚，自顾自地疯跑起来。照小康妈妈的说法，那次看病耽误，可能把儿子的脑子“烧坏了”。

　　小龙说，他很想念在北京的日子。在那里，他在宾馆门口当保安，穿着浅蓝色的制服，感觉自己跟进了“特警队”似的，特有面子。他不会上网，但是偶尔有人请客，带他去网吧的时候，他就只看恐怖片和警匪片，看那些穿着跟自己差不多衣服的警察，在电影里抓坏人。小龙跟审讯他的警察说，他本来的理想，是要当一个警察的。

　　在北京，小龙还谈了人生第一场恋爱，女朋友是同在宾馆打工的服务员。小龙说他前前后后给了女孩近1万3，叫她买衣服，或者寄给家里。后来，小龙发现这个女孩早就有男朋友，从一开始就骗了他。但小龙说，他还是告诉女孩，“有事再来找我”。

　　但现在，通往北京的道路似乎堵死了。爸爸不给他路费，自己打工赚的钱又少。他在火锅店负责切菜，厨师长常常看到他一个人站在角落，一言不发地切一上午菜，三下两下就能把一整条鱼带着血剁成一块块的，然后就从后门出去，一个人到天台抽烟。

　　那个天台上并没有什么好风景。在这个三层小楼的屋顶，环顾四周只有上世纪80年代盖的机关单位大院，门口坐着如他父亲一般年龄的劳工，在马路牙子上等待活计。远处正在盖大楼，一架架起重机轰隆地响着。

　　再往远处，就没有别的新玩意儿了。彬县在古代是流放官员的地方，范仲淹就曾经被贬到这里当地方官。除了高楼跟当年长得不一样，放眼望去，四面依然是如围墙一般的山。

　　突然的刺杀

　　小龙和小康坐在广场上，胖子窝在躺椅的一边。小康劝小龙，“不要弄了”，“跟人家无冤无仇，为什么要伤人家？”

　　他们面前的县城，一天当中也许只有这一刻有些许安静。等太阳升起来，广场对面的工地又会响起轰隆声，要盖一栋比现有最高楼还要高的大楼。眼前的马路又会跑起长长的拉煤车和发亮的宝马车。清洁工又会出现，按片区打扫卫生。

　　小龙说他很沮丧，抢不到钱，去不了北京，他就要回到水泥地上的厨房干活，或者回到苔藓地上的老家种地。

　　少年们叽叽喳喳地吵着。被吵醒的流浪汉又开始有一句没一句地唠叨。小龙冲着他说：“这广场是你睡的？去你妈的！”

　　流浪汉坐起身回了一句：“我在这睡不睡，关你啥事？”

　　小康拉着小龙：“不要弄了。”

　　可是流浪汉依然骂骂咧咧。他再次准备睡觉，嘴里念叨着：“小屁娃，你妈的！”

　　小龙被许多人骂过，上学的时候，考试只拿十几分，被老师骂过，被父亲打过；打工后，打他的人就更多了，不满意他的工头，发脾气的老板，动不动就挥手上来，朝他的头上打。他一直留着光头，直到最近渐渐长出细细的头发，长不出头发的地方，是一个个大大小小的伤疤。

　　在看守所，小龙抽着烟，眉毛瞪得老高，跟警察辩解：“他不骂那话，我绝对不会理他。”

　　当时，小龙掏出在2元店买的刀，冲向躺椅上的流浪汉，朝着胸口刺了一刀。根据后来法医鉴定，这一刀直直刺中了心脏。

　　流浪汉从躺椅上挣扎起来，边喊救命，边往远处跑。小龙跟在他后面追，结果流浪汉一转身，抓住了小龙的刀刃，跟他争夺起来。

　　小康说，那一刻他就慌了，眼看着流浪汉就要抢过刀，搞不好小龙会被刀伤到。于是，他赶紧拿着自己的刀，冲过去帮忙。可是他从来没有动过刀子，他在火锅店的工作是负责摆盘，只要把东西摆得整整齐齐，就算是工作完成了。

　　“我当时想，是用刀背还是刀刃。可是我不想杀死疯子，我只想打昏他，别伤到我二哥就行。”小康说，他冲了过去，拿起刀背狠狠砸了疯子一下，然后拉起小龙就跑。

　　临走前，小龙还用刀子砍了一下流浪汉的胳膊。流浪汉彻底瘫倒了。

　　和他们一起的两个兄弟从广场后面正在修建的观光台阶跑进了山，至今没有被找到。胖子吓得从躺椅那边跑开了。小康拉着小龙往外跑，小龙栽了一跤，手里的刀掉在广场台阶上，但也顾不得捡了，两个人在水泥地上奔跑，朝长着苔藓的老家方向跑去。

　　凌晨3点半的广场，只剩下被刀刺中的流浪汉。他躺在旗杆底下的人行道上，脸朝着天。在这个曾经流放范仲淹的地方，路边墙上刻着《诗经》，街头垃圾桶上写着警句，距离流浪汉最近的路灯，灯罩碎了一角，昏暗的灯光映出灯罩上的诗句，“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斩断的生活

　　天亮了，负责打扫广场的清洁工，在人行道上发现了全身冰冷的流浪汉，胸口流出的血凝结在地面。没过多久，警察和医生也来了，电视台派了记者拍新闻，看热闹的人们围在流浪汉的尸体周围。

　　警方说，直到今天他们也没能弄明白，广场上被杀的流浪汉是谁。他们不知道他的名字，不知道他的身份。唯一的方法只有等，等到有天他的家人来报案，如果血液能跟流浪汉的相匹配，也许就能知道他是谁了。

　　在小龙打工的火锅店，服务员三天两头地换人，领班的厨师长几乎都忘记了小龙他们几个。他知道人人都在聊的广场杀人案，但却没想到凶手是自己曾经的同事。他吃惊地瞪着眼睛，愣了好半天，才回过神来问：“他们杀了疯子……那……那偷的器官到底卖了多少钱啊？”

　　他再没见过这几个打工少年。因为胖子只有13岁，被交由父母管教。他的那个并没有小煤矿的父亲，带着孩子举家搬离了彬县。小康爸爸带着儿子，到公安局自首。

　　警察去小龙家那个新盖的小平房抓他的时候，老实的小龙爸爸破天荒地跟警察撒了谎，他试图骗警察离开，然后送小龙逃走。可是他拙劣的撒谎技术，被警察一眼看破，他没能保住自己的儿子。

　　村里乡亲喜欢凑在路口聊天，小龙爸爸基本不怎么参与。邻居常常以为他家没人，因为他最近总是一个人坐在房子后面，守着摞得跟房子一样高的秸秆，背对着院子抽烟。

　　他说，他很挂念娃。可是他已经很久没能跟小龙亲近了。小龙7岁那年，他出去打工，一去就是4年，攒够钱盖房，没多久小龙又去北京打工了。他很久没跟小龙长聊过，甚至都不怎么能见到儿子。

　　家里人所有的照片都在一个方形玻璃框里，那是每个人的1寸证件照。小龙的那张还是小学时拍的，洗出来模模糊糊。相框里唯一一张清楚的大照片，是穿着呢子大衣的毛主席像。

　　在贴着白色瓷砖的空荡荡房子里，小龙爸爸坐在小板凳上。盖起了新房，却还没有大门，小龙从小玩耍的院子就那么敞开着。这个父亲摩挲着沾满烟灰的手掌，说：“房子好了，娃没了。”

　　县城里，广场上流浪汉留下的血迹，在清洁工日复一日的清扫中，已经看不见痕迹。女人的高跟鞋踩过广场前的人行道，孩子用街边少女分发的促销传单，趴在躺椅上叠纸飞机。几个留着长长刘海的少年坐在喷泉旁边，分享着一根烟。

　　在看守所，小龙一直昂着头回答警察的问题，只在说起一件事时，埋着头不肯抬起来。他说，杀死流浪汉那天，他想要的真的只是一张去北京的火车票。他想用这张票，再去北京打工，赚一笔钱，回来给爸爸买一辆三轮摩托车。这样一来，爸爸就不必扛着扁担，一步步走着去担麦子了。本报记者 李斐然 《华商报》记者 赵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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