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学为说，这得从“文革”前后我国高考制度的变化说起。新中国的高考制度始于1952年。从这一年到1966年“文革”前，高校招生实行全国统一命题、一次考试、分批录取的办法。招生工作的原则是阶级路线和政治与学业兼顾，生源主要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和其他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但是，1966年7月24日，当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从1966年起招收的新生，将来毕业后，可以分配当技术员、干部、教员，也可以分配当工人、农民；从今年起，高校招生下放到省、市、自治区办理；应首先保证全国重点学校所需的新生质量；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必须坚持政治第一的原则，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
从此，1952年建立起来的新中国高考制度就被废止，高校停止了招生工作。
1968年7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以及毛泽东的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之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同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至此，长达10年之久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展开。城镇的所有高中毕业生、有的地区的初中毕业生都须“上山下乡”，或当工人、参军，农村初、高中毕业生则回乡参加农业生产。
“这等于切断了高中毕业考大学的通道。”杨学为说，“实际上，当时的上海机床厂是一家生产精密机床的大厂。从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该厂通过多种途径，如到技术科室边工作边学习，举办业余大学等形式，从工人中培养工厂急需的技术人才，应当说，这种探索是可贵的。但是，对于毛泽东的"七·二一指示"，"四人帮"将上海机床厂的经验当成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唯一形式，在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工作中，炮制了一整套以所谓"阶级路线"、"实践经验"和"群众推荐"为核心的否定文化、否定理论、否定考试的"左"倾谬论。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国务院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张春桥、迟群等人控制下，会议《纪要》炮制了所谓的"两个估计"：即"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在杨学为印象里，北京招生会上，少数人认为，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与执行“七·二一”指示相左，与“文革”前区别不大。而多数人主张在继续招收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的同时，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
会议讨论由此陷入僵局。
一份内参打破僵局
后来，杨学为所在的起草文件组根据大会代表的意见，起草了一份文件送给邓小平。
邓小平对此很不满意。
尤让杨学为记忆深刻的是，“由于"文革"期间一切以政治挂帅，突出政治，所以，关于政审问题，我们起草小组写得非常细”。可是，9月15日，邓小平看完文件后，生气地说：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随后，他大笔一挥，不仅全部划掉，而且还连说了三个繁琐。
关于这段历史，细心的杨学为都一一记在当年的那个会议记录本上。那本会议记录，如今他一直珍藏着。
不单是杨学为期盼早日改革高考制度。由于会上不少人对“两个估计”仍心有余悸，在恢复高考的问题上，会议一再陷入胶着状态。最后，参加会议的人民日报社记者穆扬打破了僵局。
9月3日下午，穆扬约请参加过1971年全教会的6位代表座谈，调查“两个估计”出台的经过。15日，人民日报社将穆扬署名的内参《全教会纪要是怎样产生的》，以《情况汇编》(特刊)的形式，报送中央，很快引起邓小平的重视。
内参披露了张春桥、姚文元控制下的1971年“全教会”真相是，参会人员中仅1/3的人曾从事教育工作；会议领导小组12名成员中，原高教部、教育部无一人参加。
看完人民日报社报送的内参，9月19日，邓小平在与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时说：“这份材料说明了问题的真相。建国后的十七年，各条战线，包括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战线，都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路线占主导地位，唯独你们教育战线不是这样，能说得通吗？”
他还明确说：“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纪要》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话，有许多是断章取义的。《纪要》里还塞了不少"四人帮"的东西。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17年培养出来的，原子弹是1964年搞成功的。氢弹虽然是1967年爆炸的，但也不是一下子就搞出来的。”
“采取直接招生的办法，并不是不要劳动，劳动可以在中小学就注意。从青少年起教育他们热爱劳动有好处。到大学以后，重点是结合学习搞好对口劳动。到农村劳动也可以搞一点，但不能太多。”
对于教育部的顾虑，邓小平说：“1971年"全教会"时，周恩来同志处境很困难。1972年，他和一位美籍中国物理学家谈话时，讲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在当时的情况下，提出这个问题是很勇敢的。这是要教育部门转弯子，但是教育部门没有转过来。为什么要直接招生呢？道理很简单，就是不能中断学习的连续性。18岁到20岁正是学习的最好时期”；“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教育部首要的问题是要思想一致。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总之，教育部要思想解放，争取主动。过去讲错了的，再讲一下，改过来。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办事要快，不要拖……”
这次石破天惊的谈话，后来以“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我一辈子参加的会议不计其数，但北京招生会是我参加过的最长的一次会议。”杨学为说，那次会议一直开到9月25日，也先后四易会址：起初会址在北京饭店，因会议延期，移至前门饭店；又因延期，会址再移至友谊宾馆。在友谊宾馆，先在主楼开，后移至配楼，最后又转移到专家套房进行。会议开始时，北京正值盛夏，到9月底天已转凉，一些代表就不得不通知家人寄送秋衣。一次招生会开44天，这也是建国以来的首次。
老徐们的高考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
这标志着中断了11年的中国高考制度正式恢复。
10月21日，新华社授权正式对外发布高考恢复的消息。还在太原市北郊化客头乡白道村插队的徐杨，终于得到了恢复高考的准信儿。
与徐杨一样，数百万遍布城乡各个角落的知识青年，或从报纸，或从收音机里获得了准确信息。“高考”这个已经陌生了11年的词语，再次勾起了他们的求知欲。
对于众多知青来说，恢复高考的信息还是来得有些晚。从得知信息到进考场，其实只有40天的复习时间。
丢了的知识要想在1个多月内捡起来，并不容易。徐杨兄妹三人向生产队打了招呼，回家复习去了。徐杨的二姐很明智地选择了文科，这也是当时绝大多数人的普遍选择。徐杨说，短时间内，文科复习比理工科的效果要好，但是，当时很多学校根本就没有开设国家规定的历史、地理科目。“所以老三届毕业生考上的多。他们的中学是完整上下来的。”
那年徐杨的大姐已经26岁，在山西毛纺厂担任车间主任，恰巧不在“25岁以下”和“老三届”两项可直接报考的规定之列。而且单位又不同意她参加高考。在太原五中上学时，从来都是第一名的大姐为此哭了很久。
当年12月，徐杨兄妹3人一起走进了高考考场。结果，3人榜上有名：徐杨被山东大学录取，他的二姐被山西大学历史系录取，如今是太原电专教师；徐杨的妹妹被武汉大学化学系录取，如今在广州大学任教。今天，市场上赫赫有名的“蓝月亮”洗手液，就是她的发明。
谈起往事，徐杨还记得，当年，山东大学在山西只招8名学生，全在徐杨他们班。31名学生，年龄结构是从15岁到31岁。31岁那位同学后来成为太原理工大学的系主任。而当时他的孩子已经4岁。
恢复高考的冬夏两季，全国有1160万人参加考试，那也是迄今为止，世界考试史上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考试。当年，全国共招40.1万多名大学生，录取比例为29∶1，与今天大学的录取比例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从复习备考到正式考试，全国掀起了一场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热潮。其间，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师生同考、叔侄同考、夫妻同考的景象，被誉为“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盛举”。
最让杨学为记忆犹新的是，当时经过“文革十年”，国家百废待兴。由于资源严重短缺，如何解决高考试卷纸张，成了当时教育部的一大难题。最后邓小平当机立断，决定临时调用原本用于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先行印刷高考试卷。
杨学为认为：“考生报名条件和招生对象的重新确定，改变了过去既看个人表现、还查考生家庭出身的"血统论"做法，使此前那些低人一等的"黑五类"终于有机会抬头挺胸、重新做人。此举既扩大了优秀人才选拔的范围，又重新确立了以智力为标准的社会分工体系，还调动了社会各阶层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
32年前的高考亲历者、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说：“恢复高考不仅提升了高等教育质量，使中国的人才培养重新走上健康的轨道，而且在中国社会由乱而治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当时的高考，是在"两个凡是"还未被打破的情况下恢复的，它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教育领域，成为全国思想解放的先导。”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说：“考试必然伴随着种种弊病，对此的确不能忽视。但在恢复高考制度30年后的今天，某些人似乎更多地看到了考试的弊病，因而患了"历史健忘症"，甚至又想用"推荐制"来补考试之弊。我们必须承认，尽管考试是一种有弊端的制度，但目前还没有一种比它更好的、能够取而代之的制度。因此，我们不应因考试的弊病而否定这一制度，而应从改进考试的内容和方式着眼，来改革这一制度。因为对于一个曾经以千万人的青春为代价、狂热地废除过考试制度的国家来说，更应该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考试制度，并不断使之更加科学、合理，更趋完善。”
从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的位置上已经退休12年，但杨学为还在不断研究中国千百年来的考试史。因为，作为“过来人”，他目睹了当年恢复高考时全国上下青年人的那种惊喜、激动和兴奋，也看到了此后中国的巨变。他说：“那一段并不遥远的历史，时刻在提醒着我们，应当"珍惜考试"。今天，我们的高考所要做的是，如何科学准确地测量出考生的才学，以何种方式让考生考得更好，而不是取消考试，或者否定考试在人才选拔上的历史作用和重要地位。”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樊志民教授认为，恢复高考，并不只是简单意义上的入学考试的恢复，它还恢复了公平与公正，实现了整个社会理性的回归，为一切纳入规范化，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及人才基础。
正如樊志民所说，恢复高考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1978年冬，当徐杨在山东大学“补习”曾经逝去的青春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胜利闭幕，中国从此跨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历史，像一位垂暮老者，正在慢步向西走去，但依旧清晰的回声，不断地向今天走来。在新中国60年的气候年鉴里，1977年的中国，没有冬天。(记者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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