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春，北京大学迎来恢复高考后录取的第一批新生。新华社发
清华大学1977级的学生在课堂上。新华社发1977 恢复高考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这标志着中断了11年的高考制度正式恢复。恢复高考的冬夏两季，全国有1160万人参加考试，由此掀起了一场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热潮。
1978年的春天，当徐杨收到山东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他愣住了。当时，手捧着通知书，他甚至想狠狠地掐自己一下。
回忆起31年前收到通知书那天的情景，现在是山西省地震工程勘察研究院副院长、总工程师的徐杨，打心底里感激邓小平。是这位早已作古的老人，让徐杨一夜之间由一名插队知青变为了大学生，而且就在他扔掉锄头的那一瞬间，成功实现了“洗脚进城”。
幸运的，不单是徐杨。徐家这一年“收成”颇丰——在徐家4个孩子中间，除了26岁的大姐因不符合条件未能报考外，徐杨和他的二姐、妹妹，同时迈进考场，同时跨进大学。
今天的人，虽然很难理解那些走过1977年高考的千百万“过来人”，为何会如此感激小平同志。但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小平的魅力和决定，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历史，永远记住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在武汉大学查全性院士的家里，还精心收藏着一份珍贵的文件——1977年8月7日由中国科学院、教育部汇编的第9期《科教工作座谈会简报》。“简报”虽只有短短1200字，却将这个民族千百万青年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科教工作座谈会捅破“窗户纸”
1977年8月6日，徐杨和往常一样，在下乡插队的山西省太原市北郊化客头乡白道村，挑土填沟、担粪、种地，为的是插队满两年后顺利回城。
但是，徐杨并不知道，服务期满的那一天，能否回城。所以，每到夜晚睡下时，苦闷就会层层袭来。
徐杨用“绝望”形容当时的心情。
就在这一天，北京人民大会堂内，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已进行到第三天。邓小平还在认真听取33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科学家、教授以及科学和教育部门负责人关于恢复高考的发言。
作为当时最年轻的会议代表，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一直默默记录着各位代表的发言。
“那时候，社会刚刚经历过"文革"，大家起初都害怕发言。大多数人认为，像邓小平这种身份的领导人，可能就是在会议开始和结束时，各来一次，顶多讲几句话。但是，除了有一个半天他有外事活动，给大家放了假外，一连几天，邓小平同志不仅每天准时到会，认真听取代表的发言，而且还很少插话，并和大家一起离开。这让我们觉得，小平同志很想解决问题。于是，会议第三天，大家的发言开始逐步触及一些问题。”查全性回忆道。
其实，参会前，查全性和许多大学老师一样，对大学招生现状有很多不满。8月6日下午，当清华大学党委负责人谈到清华大学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时，邓小平插话说：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
于是，查全性在笔记本上写了一个发言提纲，激动地说：“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其作用就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质量没有保证，部分原因是中小学教育质量不高，而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不是没有合格的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如果我们改进招生制度，每年从600多万高中毕业生和知青、青年工人中招收20多万合格的学生是完全可能的。现行招生制度的弊端首先是埋没人才，一些热爱科学、有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一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占了招生名额。”
对此，在座的老教授和专家们深表赞同，一致建议改革现行高校招生制度，把好人才培养的第一关，并强烈呼吁立即恢复高考制度。
但是，在此之前，教育部6月在太原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上，已经决定继续推行“文革”后期确定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办法，并刚刚将方案上报中央。各地正按照会议精神，准备高等学校招生工作。
查全性记得，在得知太原招生会议召开的消息时，邓小平问参加座谈会的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今年是不是来不及了？刘西尧说，假如推迟开学，还来得及。邓小平又问，(招生会的)报告送出去没有？刘西尧回答，刚送出去。
邓小平听后，当即要求教育部把报送中央的报告追回来，并斩钉截铁地说：“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听到邓小平的改革决心，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想起32年前的那一幕，查全性还是无法掩饰内心的激动，兴奋地说，“现在，很多人似乎把倡言恢复高考归功于我。其实，当时绝大部分人都有这种想法，我只不过是捅破窗户纸的那个人。”
会后两天，恢复高考的消息就在北京传开，等待了太久的国人无不欢欣鼓舞。查全性回忆道：“一回到武大，李国平教授就到我家里来问情况。大家听了这个消息后都无比高兴。”
查全性说：“那次座谈会后，以恢复高考为先兆，整个社会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可以说，恢复高考不只是对中国教育、科技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实，它对于当时的中国起到了思想解放的先导性作用，同时也直接推动了后来改革开放政策的全面实施。”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当时的教育部立即撤回此前太原招生会后给国务院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意见的请示，并决定立即在北京重开招生会。
激辩40天：大学向谁敞开
8月底，邓小平的复出及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的传闻，开始在数百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当中传播。
“听说要恢复高考了！”
“开玩笑的吧？不可能呀！”
“……都那么说的！”
类似这样的对话，不断地在知青中间流传。他们半信半疑，相互打听。但因山高路远，分布在广大农村的徐杨们，始终没有确切的消息。
而在千里之外的北京，传闻正在得到证实。
8月12日，教育部在北京重新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作为当时主管高校招生工作的教育部计划司工作人员，原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杨学为参加了1977年召开的两次全国招生工作会。
“第一次太原招生会，我在简报组，第二次北京招生会，我在起草文件组。”杨学为回忆说，“当时，会上争论很多。比如，高中毕业生是参加两年劳动后才能考大学，还是直接考大学，这是争论的第一个焦点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政审问题。"文革"期间，政审主要是看家庭出身。第三个争议的焦点问题，就是考试。上大学是通过考试，还是继续保留"文革"群众推荐的做法。其中，第一个问题争论最多，争论了40多天，两派争来争去。”
“要是放在现在，这样的问题，不可能争论这么久。今天的许多人根本无法想象当年的情景。那个年代背景特殊，谁都是小心翼翼，生怕因随意表态而出任何纰漏。”杨学为说完，深深叹了口气。
高中毕业生是参加两年劳动后考大学，还是直接考大学？就是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为什么在当时会争论40多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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