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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警察讲诉埃博拉疫区抓逃犯:说不担心是撒谎

A-A+2014年10月20日08:12京华时报评论

  谈判3轮嫌犯才同意见面

  苏东是福建泉州人,1999年,因涉嫌合同诈骗罪逃往菲律宾。办理此案的是上海市公安机关,办案人员通过苏东的一个远房亲戚,传达希望苏东回国自首的愿望。但苏一直没有明确答复是否愿意面谈。行动组成员武文(化名)告诉记者,苏东的案子比较特殊,警方希望将其劝返,给其他在菲律宾的嫌犯一个正面示范。

  今年9月21日,行动组赶往菲律宾。行动组先联系上苏东的一个远房侄子,向苏东转达了警方的意图。武文告诉记者,劝返总结起来就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挟之以威”。具体到苏东案,由于苏东的亲属都在菲律宾,国内已经没有直系亲属,“动之以情”很难。所以要告知只要回来配合调查,就能获得减轻、从轻的机会。办案单位会考虑其实际情况,按正常的法律程序办案。如果他不回来,将会一直受到通缉。

  第一轮谈判后,苏东没有露面。第二轮谈判出面的是苏氏宗亲会的一个副会长,比他的远房侄子近一步。但副会长担心在谈的时候苏东被抓,因此只是把意思转达给了苏父。

  第三轮谈判面对的是苏的父亲。一见面苏父就明确表态,苏东近期不会回国。武文等人耐心劝说:“这是苏东一个说明情况的好机会,既然能说清楚,为何非要背一辈子嫌犯的名声?不应该放过证明清白的机会。”行动组还从法律上说明苏回国的种种利好。

  第二天早上,苏东传过话来,答应本人见面谈。为了减轻苏东的心理负担,最后一次谈判行动组只去了两个人,都是上海的办案人员。这一次,苏东终于答应回国自首。

  武文告诉记者,劝返时,行动组也会有分工,一个阐述回国的好处,一个说不回国的坏处。能答应见面的嫌犯,其实在国内已经通过亲属或朋友谈得差不多了,所以一般不会出现反悔的情况。而且这些嫌犯心里也明白,既然联系到他本人,要想缉捕肯定也跑不了,所以也愿意回国自首。

  押解

  距离追逃成功仅一步之遥

  缉捕外逃嫌犯之后,押解回国也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刘冬表示,不同的国家协作方式不一样,不同的个案也不一样,有的通过法庭,有的通过行政形式,具体形式有法院或行政程序的正式司法引渡、遣返等。

  案例

  1、一波三折被困机场48小时

  押解似乎是一项简单的工作,但林琳(化名)就是吃了“简单”想法的亏,被困哥伦比亚机场48个小时。

  今年9月19日,林琳奉命去哥伦比亚缉捕一名嫌犯。8月份行动组已经从哥伦比亚遣返了一名嫌犯,他觉得这次也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他连换洗的衣服也没多带,只背了一个小包,从法兰克福转机赶到哥伦比亚。

  这次被抓获的嫌犯是一名50多岁的男子,河南三门峡人,之前开了一家进出口公司,涉嫌非法吸引公众存款犯罪,涉案金额达到了两个多亿,还有一亿多没有兑现。今年6月份,嫌犯来到哥伦比亚,买了一栋别墅,请了翻译。据称,他还在哥伦比亚购买了两个金矿,聘请了职业经理。

  当地时间9月19日晚上,行动组一行4人赶到哥伦比亚。第二天,嫌犯被当地移民局抓获,移交给行动组。林告诉记者,他们当时商定9月20日晚上返程,先飞巴西,再飞西班牙,然后回国。行动组订了当天晚上9点40分的航班。到了晚上9点钟,航空公司突然通知他们,航班超售不能登机。由于哥伦比亚出境航班很少,已经没有当天的机票,行动组在与航空公司交涉的同时,发现这家公司第二天还有5张机票,要求航空公司留票。奇怪的是,航空公司却声称没有票了。行动组只好让国内同事通过其他国家订票。

  第二天,行动组已经办完了值机和托运手续,到了晚上9点,航空公司又声称押解犯人需要提前48小时申请,否则不能登机。但据行动组了解,该航空公司真正的规定是提前一小时即可。就在交涉的同时,飞机已经起飞了。行动组这才发现,他们的行李根本没有办理托运手续。

  行动组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开始考虑其他方案。第三天,行动组再次购买了该航空公司的机票,同时还购买了其他航空公司8点40分的机票,先飞法兰克福,再飞中国,以掩人耳目、声东击西。这次,行动组几个人分散登机,才平安离开哥伦比亚。

  在候机的几天里,由于嫌犯已经移交给中国警方,行动组只能借当地移民局设在机场的看守所暂时安置嫌犯。哥伦比亚地处高原,当地白天和晚上温差近20℃。看守所非常简陋,只有一些简单的人造革垫子。嫌犯在屋里还能铺一个盖一个,而在门口看守的行动组成员,只把坐在一个垫子上。

  至于这次一波三折的押解行动,有一种传言是嫌犯在当地购买了金矿,有一定的活动能力,可能是有人想阻止押解。

  案例

  2、女嫌犯飞机上偷藏刀叉

  行动组人员告诉记者,押解嫌犯坐飞机时,一般往往选择后面的座位,让嫌犯坐在中间,前后左右都有行动组人员。如果没有这样的座位,尽量让嫌犯靠窗坐,押解人坐在外面。

  在上飞机前,行动组成员都会与嫌犯聊天,告诉他们回国后要积极配合调查,而案情谈得比较少,让嫌犯的心理舒缓下来,在飞机上不致出现过激行为,“尽量不刺激他们,让他们放下心理包袱”。

  行动组会根据嫌犯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如果嫌犯很配合,就不会使用戒具。个别嫌犯的情绪很激动,就需要上戒具。

  女警萧然(化名)说,有一次押解,女嫌犯在飞机上吃完饭后,偷偷地要把刀、叉藏起来。虽然刀叉是塑料的,但仍具有一定危险性,萧然立即索要下来。

  嫌犯不逍遥天天怕被抓

  萧然告诉记者,很多人都以为,这些外逃经济嫌犯有的转移了大量财产,有的带着大量现金去国外,一定过得很舒服,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以为有了钱就可以到国外逍遥,其实完全不是,就像惊弓之鸟”。萧然说,这些人可能物质条件上还算可以,但心理压力很大,在国外同样害怕被抓。

  有钱不敢花总吃大白菜

  在被追逃回国的这些嫌犯中,真正能过得好的没有几个。远离故土,水土不服。虽然这些嫌犯有钱,但他们租了房子,白天不敢出门,有钱不敢花,只是趁着天黑到附近的超市买点吃的,抽根烟都怕被别人看见。

  行动组成员石玫很早就参与押解女嫌犯回国的工作。2010年她去马来西亚押解一名女嫌犯回国,女嫌犯看见她,拉着手哭,“终于把你们盼来了”。这名女嫌犯也是有钱不敢花,天天吃大白菜。

  一名从越南被押解回国的女嫌犯当初是为了躲避前男友的纠缠,从两人开的股份制公司里携款逃到越南。大学毕业的她很快找到了工作,在一家韩国企业里负责中国区域方面的事务,有了新的伴侣,生了孩子,看起来很幸福。但她被抓时如释重负地说,四年没回国,很想念父母,要让孩子接受中国教育,让父母好好看看孩子。

  逃往泰国清迈的张某、何某夫妇俩,随身携带了大量现金,但并不敢轻易出门消费,只能放在租住的公寓里。

  李清在尼日利亚虽然租住在高档公寓,但钱松告诉记者,他在当地过得也是很落魄。在当地做装修生意,由于当地人的抵触心理,生意并不好做。

  猎狐行动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虽然没有统计嫌犯外逃到哪个国家最多,但嫌犯出逃时一般有两个规律。一是选择容易逃跑的国家,也就是办签证比较容易的国家和一些实行落地签的国家。部分嫌犯往往将东南亚国家作为跳板,再往其他国家逃跑。二是嫌犯往往选择华人较多的国家,华人比较多不容易暴露,而且容易生存下来。

  境外追逃流程

  由各地的立案部门将案件呈报到行动办(案件不分大小,不论涉案金额多少,只要涉及外逃,都可以纳入缉捕范围)。

  行动办会对案件进行甄别,然后根据动态情报反映,以及最新的线索,由行动办研究缉捕策略和缉捕途径。

  各个方面沟通顺畅、条件比较成熟后,行动办会向在逃人员所在国的警方提出协助请求。

  行动组飞赴相关国家开展缉捕行动。

  抓获嫌疑人之后,行动组通过当地警方等部门研究具体的移交方式,并由行动组将嫌疑人押解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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