锯响就有沫
曲阜，孔子故里，儒家思想的发源地，也有人将其称之为“东方耶路撒冷”，千百年来，无数儒学文化的研究者、爱好者到此朝圣。而依托于孔子之乡打造的旅游文化产业也成为这里的支柱。
在曲阜举办的世界儒学大会、国际孔子文化节，也使更多的人认识到这座属于山东省济宁市的地级市。
宋立林记得，曲阜的国学复兴应是从2003年开始的。那时候，到曲阜来的访问团开始增多，慢慢开始有一些企业、机关以及中小学生等团体开始进行儒学课程学习、培训，当然社会上的争议也不少。
岳耀方介绍说，近几年，曲阜关于孔子研究的机构增多，到曲阜来办学的学院也越来越多，“以前是我们去招商，现在是我们筛选学校”。
岳耀方强调：“是私办国学方兴未艾，推动了政府引导，国学不能乱。”
作为孔子的故乡，岳耀方认为他们有责任宣传、推崇儒学文化，“我们怎么宣传儒学都不为过。曲阜是孔子之乡，就是一家一个讲师也不过分。曲阜应该在全国有一个引领作用，如果曲阜不学，别的地方谁学？我们要把儒学当成曲阜的传家宝”。
从2012年开始，曲阜市开展“彬彬有礼道德城市”建设活动，提出“人人彬彬有礼，处处干干净净”的口号，并且在全市机关单位、村居建立675所“彬彬有礼”分校。同时也培训乡镇干部、农村第一书记和党支部书记，然后由他们到村里给村民授课。
今年，曲阜市开展了覆盖面积更大的行动，并准备设置百姓儒学专家指导委员会。“推广百姓儒学并不是读读论语就行了，要真正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岳耀方多次强调这次活动的意义。
面对曲阜市开展的一村一名儒学讲师，已经参与其中的宋立林说，政府能够加大力度推动百姓学习当然是好事，但仅靠一次、一轮的学习是很难改变的，最好能够减少政府的强制，速度不宜太快，现在只有几个人能够讲课，太仓促了，等各方面都比较成熟以后也许效果会更好。
“锯响就有沫，做了当然比不做强。”宋立林补充道。
其实在此之前，曲阜市旅游局和孔子研究院就合作开办了孔子文化大讲堂，组织曲阜师范大学的老师、导游和私利国学院的讲师为游客们讲述儒学文化。
旅游局信息科科长陈曙剑介绍说，今年7月开课时正值暑假期间，游客尤其学生比较多，但由于宣传不够，有时候一个班里只有几个人。宋立林用凄凉来形容当时的情景。
面对这种无人可教的情况，陈曙剑说，旅游局决定让这些讲师走出去，走进乡村、居委、学校、酒店去讲课。
而在曲阜市提出“百姓儒学”计划后，孔子文化大讲堂的这6位讲师就成为一村一名儒学讲师的首批老师。
乡贤、志愿者：儒学讲师的产生
在405个村推广一村一名儒学讲师，那么就需要405名讲师。如何弥补6和405的差距，岳耀方显得自信满满。
他解释，一村一名儒学老师，并不是说固定每村一名讲师，可能一村两个，也可能几个村一个，主要看个人的能力和水平。虽然“百姓儒学”从今年9月26日才由曲阜市委办公室正式下发文件，但是彬彬有礼道德学校、孔子文化大讲堂已经积累了很多优秀的讲师资源。
9月22日，曲阜市旅游局的网站上就已经登出了“百姓儒学”活动志愿者讲师招募的公告。
岳耀方说：“目前已经有80多名志愿者报名，再加上曲阜师范大学等几所学校的老师，已经有300多人。我们还想找一些乡贤，本村人比较了解情况，也能因村施教，解决村民平时遇到的实际问题和矛盾。”
因为曲阜市并没有为“百姓儒学”活动拨款，岳耀方表示，主要还是依靠之前一直在公益教授儒学的讲师和市里一些企业的支持。
而之所以改变以前全部由专业讲师授课的模式，寻找志愿者和乡贤，也是为了节省这方面的费用。以前亲自到村里讲课的讲师，以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培训这些志愿者和乡贤。
孔子研究院儒学会馆馆长李文文此前也在做讲师培训和亲自到村里讲学的工作，她希望能有一批真正的好老师到乡村去，儒学传播正确比速度更重要。如果传播偏颇，误导了老百姓，那还不如不做。
不同于已经学习多年儒学知识的专家，李学欣虽然是曲阜市导游界第一位大学生，但也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培训和实际工作的锻炼才能走出来讲课。
导游公司每周二和每周四会有导游培训活动，既有专业儒学专家的培训也有内部的交流活动。从《论语》开始，到《大学》《中庸》，不仅要会背会解释，如何运用，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才是出师的关键。
“给听得懂的人讲简单，给听不懂的人讲则需要讲师自己运用自如，深入浅出。”李学欣说，“要在导游行业做出成绩，才能推荐到学校、企业、乡村去讲课。”
儒源儒家文化体验基地负责师资选配的袁雅静介绍说，目前由他们学校负责“百姓儒学”教材的编写和村儒学教师的培训工作。教材主要围绕“爱、孝、诚、仁”四个方面，讲师的培训则取决于志愿者的儒学水平和学习能力。
袁雅静坦言，如何组织村民学习，如何保持学习的长期性，开发系列课程以及培训的讲师能否真的融入村民等问题，还需要更多地考虑。
缺失的农村传统文化
“主要是讲孝悌、教育子女、邻里之间和睦相处。”几位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的讲师表示，他们在农村讲课主要就是讲讲做人、做事这些内容。这也正是现在农村比较缺失的传统文化。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牟钟鉴曾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人由于近代落后而引起的文化自卑及文化偏激情绪，对儒学与传统文化全盘否定，造成全民族一段时间内“丧魂落魄”，成为精神上的“流浪汉”，而儒学则成为“游魂”。
牟钟鉴认为，现在的国学教育和复兴，是民族的“还魂”工程。让伟大的民族精神和传统优秀美德回归到作为根基的广大民众的生活中，使“魂”与“根”对接。这是重建礼仪之邦、道德之国的基础性工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儒教研究中心秘书长、“乡村儒学”的发起人之一赵法生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为了开展乡村儒学教育，2012年年底，他曾在泗水县做过几个月的调研，发现中国尤其是农村，现有的文化生态存在严重的问题，重建农村文化生态十分重要。
据赵法生观察，养老在农村还是个大问题。农村老人没有退休金，养老保障就是孩子，如果孩子不孝敬，老人就会陷入一种很绝望的状态。因此，农村老人的自杀率不断上升，究其原因就是传统文化，尤其是家庭伦理文化受到破坏，导致家庭矛盾和养老成为大问题。
同时，村里的文化人、青壮年都选择了离开，农村空巢化现象严重，留下的空巢老人受教育程度有限，对空巢儿童教育的缺失，会不断增加农村社会传统文化的缺失。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宋立林看来，经济条件改善了，农村的修养、品德问题却没有改善，正是因为百姓教育的缺失。而这需要一些有学识又有宣讲普及能力的知识分子去发挥作用。
解决传统文化缺失的问题，无论曲阜市的政府引导模式，还是尼山圣源书院主导、政府辅助的模式，赵法生说通过对马来西亚等地的考察发现，其实两种模式各有长处，但只要能够让传统文化教育接地气，持续地扎根于农村，让当地村民能够自发地学习就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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