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到8月，短短半年间，能源大省山西7名省部级高官相继落马。对于这些官员违纪违法的具体情形，目前虽无官方正式通报，但从媒体披露的大量信息来看，山西官场“地震”背后，官商之间的不正当关系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因素。其实不仅在山西，在其他地区和部门的落马官员中，这也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京华时报记者盘点过去7年落马的75名省部级以上高官数据资料，发现其中官商勾结收受贿赂所占比例相当之高。在已经判决或进入司法程序的48名落马官员中，仅有一人未涉贪腐。银行贷款、工程业务承揽、项目审批、用地规划等均为案件高发领域。
京华时报记者 黄海蕾
数据分析
受贿官员中官商勾结占100%
据京华时报记者不完全统计，自2008年至今，全国至少已有75名省部级以上高官落马，其中26人已被判刑，22人被移送司法机关，另有19人尚未进入司法程序。在此之外，先后有文化部党组原书记于幼军、山东省政协原主席孙淑义、第十一届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原副主任李元、四川省原副省长李成云、中央编译局原局长衣俊卿、黑龙江省政府亚布力度假区领导小组原常务副组长付晓光(副省级待遇)、江西省委原常委赵智勇、昆明市委原书记张田欣等8人，因严重违纪被撤职免职甚至降级处理，在接受党纪处分之后未被移送司法机关。
京华时报记者梳理发现，在上述26名已被判刑的省部级以上官员中，除上月被判有期徒刑5年的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未涉贪腐(系玩忽职守罪)，其余25人全部涉及受贿罪。
记者注意到，受贿来源主要有两种，首先是通过官商勾结来钱，即官员利用职务便利，为商人牟取利益后受贿。法院判决结果显示，京华时报记者统计的25名因受贿被判刑的省部级以上高官中，通过此种方式受贿的比例为100%。另一种受贿方式是卖官鬻爵，帮助他人晋职，这种情形所占比例约为一半。
纪检监察部门通报显示，22名已经移送司法机关但尚未判决的省部级以上官员中，因涉嫌受贿被立案侦查的比例为100%，副部级、正部级无一漏网，官拜副国级的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也是栽在钱上。6月30日，中央政治局决定，对其涉嫌受贿犯罪问题及问题线索移送最高人民检察院授权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处理。
刘志军贪污6460万元居榜首
分析落马贪官非法所得额度，一般从几百万元至几千万元不等。在上述25名已被判刑的官员中，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非法所得数额最少，约为510万元，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数额最大，达到6460万元。不过相比于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刘志军的受贿额度仍是小巫见大巫。
今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消息，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涉嫌受贿犯罪一案，最高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后，经依法指定管辖，已由河北省廊坊市人民检察院向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刘铁男案涉案金额目前虽无官方正式通报，但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披露，在去年8月中旬国家发改委的内部通报中，刘铁男与其子刘德成通过非法经营所得约1.1亿元，其妻郭静华非法所得3800万元左右，并收受礼品折合人民币约41万元。加之刘铁男受贿金额，已经查明的非法所得超过1.5亿元。
京华时报记者统计7年来因贪腐被判刑的25名省部级以上官员，非法收入共计约为4亿元，人均受贿额约为1600万元。其中一半以上受贿官员的非法收入在案发后得以全部追缴，如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的2959万元、广东省委原常委周镇宏的6164万元巨额受贿款均全额追回。
分析人士指出，官员的腐败日趋隐形化，比如在“权权交易”中，只看到双方相互给予便利，但并不见金钱流转。此外，受证据制约，往往法院判决的受贿额度并非全部，多数官员实际受贿数额大于判决认定数额，且贪腐带来的危害绝不仅仅局限在受贿额度上。如天津市委原常委皮黔生非法收入755万元，但因其受贿、滥用职权造成国有资产损失高达2.2亿元。
官商勾结让权变钱
在诸多贪腐高官的法院判决书中，“以职务便利，为他人谋求利益”的表述最为常见，官商究竟如何结盟谋求利益，何种领域是高发区？京华时报记者梳理发现，涉及银行贷款、工程业务承揽方面最多，此外，在项目审批、用地规划等方面，也给官商勾结留下可钻的空子。
表现形式1
承揽工程最为常见
在已被判刑的25名省部级官员中，为商人承揽工程、项目、业务提供便利的达一半以上。不少是通过打招呼方式，间接为商人揽到业务，这些业务部分是政府工程。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宋勇多次以政府官员身份，为企业承揽工程。2001年至2009年，宋勇担任辽宁省朝阳市委书记时，接受建筑商孙庆祥的请托，通过辽宁华锦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冯恩良职务上的行为，为孙庆祥的公司承揽了46万吨乙烯改扩建工程。为此，宋勇先后6次单独或通过其妻崔云虹收受孙庆祥给予的美元20万元。
作为主管单位领导的官员，想为某指定企业承揽业务则更为容易。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家盟在担任舟山市副市长兼市交通委员会主任期间，受舟山“首富”黄善年请托，为其公司与舟山市交通委员会下属企业合作成立公司，进而承揽舟山市多项交通工程。
刘志军在担任原铁道部部长期间，为山西商人丁书苗获得铁路货物运输计划、干预招投标，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专家点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在接受京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承揽工程和业务是权钱交易最大的一个方面，之前国家已非常关注治理工程腐败，制定相关政策，虽有成效但效果不明显。之所以工程领域腐败多发，缘于工程招标程序被表面化，程序虽然看上去很完美，实际上被少数人控制。根本原因在于公权力在这个领域未得到节制。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现有法律要求招标公开，但为何官商屡闯红灯，是因为“围标”已成为潜规则，在这里谁都不怕，关键在法律法规的落实和监督，加大处罚力度。
表现形式2
贿赂多涉房地贷款
2008年至2014年，正是全国房地产市场火爆的时期，官员因“房”落马并不稀罕。多名官员涉及房地产用地、房地产容积率审批等问题。今年刚被判刑的内蒙古自治区原党委常委王素毅在任巴彦淖尔市长时，曾为华海尚都房地产项目提高容积率提供帮助，开发商杨某某先后两次给王素毅送上19万美元；另外，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宋晨光也被查涉容积率问题。
涉及土地规划方面，官员可通过违规改规划为企业拿到用地指标，甚至低价拿地。1998年至2006年，宁夏自治区原副主席李堂堂曾以职务便利，帮助陕西宝鸡专用汽车公司获得扩建用地，还曾为其他企业办理土地权属变更登记。
在京华时报记者的统计梳理中，通过官员获取银行贷款的问题达到三成以上，企业贷款融资遇到问题，给市长、书记送礼即可缓解困境，甚至有官员使用政府资源为企业作担保进行贷款。内蒙古自治区原副主席刘卓志，曾试图以锡盟财政预算内的资金为某公司贷款中的3000万元部分作担保。后因银行认为不妥未能执行，但刘还是从中拿到20万元。
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王益多次为企业贷款提供帮助，受贿金额达到1196万余元。其中，香港商人李涛在湖南承接一个高速公路项目时，通过王益获得银行贷款，并向王益行贿538万元。
专家点评：汪玉凯认为，贷款腐败高发主要是因为在很多城市，银行贷款已经成为一种稀缺资源，银行更愿意把钱贷给实力强大的国有企业，很多有潜力的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得不到融资，因此被迫借助权力获取，而权力在政府官员手里，这样就使官商得以勾结。
表现形式3
中国潮人怎么玩游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