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排就是钱，不盯着不行
3月18日晚7点，淄博市环境监察支队开始了夜查。记者随支队长郭春明、监察一科徐斌和两个协管员，第一站来到一家热电厂。
“这回没味了哈。”亮执法证进了门，郭春明抬头凝视了一会儿两个烟囱冒出的滚滚白气，“前不久烟气有异味，我们怀疑企业脱硫用的氨水中被掺入了化工废料。就让他们把氨水一车一留样、一批一送检，限定唯一供货商，帮他们建了实验室、制定了进货标准。这回行了。”
“4号脱硫塔停了吗，怎么出口压力为零？在线氮氧化物排放超标了。超标7.62倍。”在总控室，徐斌看着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数字，对企业值班员说。
超标就意味着挨罚，总控室的几个操作员却面无表情。
“干环保不能怕做恶人。这样规模的电厂，一天脱硫设备的电费就上万元。”他说，“一般的工业污水，处理一吨好几元；有的化工厂的废料，一吨的处理成本几千元。偷排就是钱，是赤裸裸的利益。不盯着不行。”
不是有在线数据吗？郭春明说，数据也有可能造假，不到现场，还是不放心。
淄博市环保局局长于照春告诉记者，不管冬夏，他晚上常到四宝山顶上去坐坐，不是看风景，是看“烟囱”。
谁不知有害，还不是混口饭吃
夜里11点，郭春明、徐斌回环保局交班，值下半夜的监察一科科员胡欢、协管员王涛又上路了。
敞着车窗跑在深夜的街上，在四宝山一家化工厂的墙外，一股呛人的农药味飘来。“你闻闻，能进得去人不？”进厂找到源头后，胡欢反问厂值班员。
“干化工还能没有味吗？”瘦瘦的值班员朱树海不以为然地说。他身后的厂房外墙上，挂着氯气的警示牌，画着骷髅头。他并没戴任何防毒面具或口罩。
折回门卫室，胡欢写整改单时，朱树海并不抗拒，而是坐在桌上看。
“这味儿对工人身体有害吧？”记者问。“谁不知有害，还不是混口饭吃！”他毫不在乎地说。
“那为什么大伙还要在这儿干呢？工资高吗？”记者问。朱树海露出尴尬的神色说：“唉，工资说出来都丢人。2000多块钱。这厂里都是老国营厂改制的，老弱病残，都等着退休呢。我51岁，在老厂干了30年化工了。”
胡欢说，2007年底淄博刚开始夜查时，有的化工车间开着灯，锁着门。万一出事，工人跑都跑不出来。他当时也想不通，为什么工人会同意这样做。
记者也沉默了。化工占淄博全市工业经济总量近40%，要喘气还是要吃饭？需要突破路径依赖的，不仅是产业，也包括人。
要怀揣理想，也要有韧劲
记者随胡欢夜查的最后一站，是张店南部沣水镇的天创陶瓷厂。
看着料仓里小山一样高的石粉、地上不扁不圆的废旧磨球和灯下戴着口罩的夜班工人，似乎每一粒粉尘都写着“传统产业”四个大字。“老百姓就会烧窑，不能把产业一把‘掐死’。”于照春说，“只能慢慢规范提升，限期验收，再监督运行。”
2010年，淄博开始整顿建陶行业。以淄川为例，2012年建陶生产线比2007年减少了38%，产量压缩了30%，但因每平米平均售价从40元提档到了90元，总销售收入反而上升了46%，税收增加了295%。
“环保不是跟发展对着干。”于照春说。
一个行业一个行业治理，用这样的思路，淄博正对烧掉了全市80%燃煤的火电、钢铁、焦化、水泥等四大行业进行限期治理。明确了每个行业必须上哪些环保设施，3月31日整改完毕，不通过验收不能点火。
“蓝天白云，繁星闪烁，百姓要求的是环境质量标准；而控制企业排污，用的是排放标准，受制于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两者之间的差距让环保人倍感压力。面对几十年形成的产业结构，要怀揣理想，也要有愚公移山的韧劲。”于照春说。“好比拉车爬坡，我感到淄博的治污已经快到坡顶了。再过七年八年，就能走到一个平路上去了。”
新闻背景
2007年底，淄博市出台环保夜查制度，自每晚下班起，到次日上班，全年无休天天巡查。也正是为此，在淄博，很多“老环保”养成了一个习惯：开窗睡觉、闻味即醒。在市区四面八方安置“瞭望哨”，晚间定时出门“闻味”，随时上报。3月18日，记者随监察队员夜查，跟着一只只“不下班的鼻子”，闻一闻老工业城市转型升级中治污战役的酸甜苦辣。
记者手记
凌晨4点，结束夜查返回市区时，记者乘坐的环境监察车和两列结婚的车队相遇。这片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土地，曾经发生了什么？明天又怎样把它交到新生命的手上？对过去的粗放式发展，也许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再去苛责，那么，我们能否寄望未来？每个人都应该做点什么，这样，不下班的鼻子也可以放心地睡个好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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