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实而疲惫
当苏果计划前往二三线城市的时候，已进而立之年的李唐(化名)正从二三线城市来到北京工作。
他和苏果有一个同样的身份：就是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不过，他的求学经历要远比苏果坎坷。
李唐来自鄂西南的山区，作为村里仅有的高材生，李唐至今仍清晰记得当年每天徒步走三四个小时山路到外边镇上去读初中、高中的不易。由于家境困难，交通不便，他们村里的小孩绝大多数都放弃了求学，外出打工。李唐说，他是幸运儿，靠爷爷奶奶、父母和姐姐五个人不惜一切代价才把他供出来，最终成为村子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本科毕业后李唐回到当地的一个大型民营公司上班。然而，企业中复杂的人际关系让他看不到自己工作的意义所在，而这个时候因为家乡的旅游开发使得家庭经济条件有了好转，于是在家人的支持下，他选择了读研，来到北京寻找自己的梦想。李唐并不后悔当初的决定：“北京不是特别看重家庭背景，有公平竞争的机会，有一定的发展空间。至少在北京，我不需要去依附谁，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而谈到户口，李唐感到有点受伤：“上大学后，要求把户口和档案从农村转入所在的高校，毕业后我想把户口再转回农村，结果发现只能作为城镇户口落到当地的镇居委会。”这种居民户口其实更多是挂靠的意义，意味着村里面有这个人，但是享受不到分配土地和各项农村补贴。至于土地被征用后的补偿金也和这个人没有关系了。
现在像李唐这样读完大学后失去农村户口的不在少数。按照目前的户籍管理制度，农村户口可以迁出但不能迁入，地方上大多采取给予“居民户口”的方式。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这一政策被再度明确。公告指出，“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使得农村户口的含金量进一步提升，但这些李唐已经享受不到了。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显然，北京位于被“严格控制”的“特大城市”之列。由于北京户籍与住房、消费(如购车)、教育、社会保障等直接挂钩，对于北京户口的竞争尤为激烈。“我现在既不可能拿到北京户口，也享受不到农村的‘地票’，两边的福利都享受不到。回，回不去；留，留不下来。”
现在的李唐住在北京一个10平方米的出租房内，工资的三分之一交给了房东，三分之一寄到了家里，余下的钱够自己吃饭和最低标准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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