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手对我的打击特别大”
在给法官的请愿书中，万广道的父母这样写道：“女朋友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止步，8年的感情付之流水，他远离家乡，无法排解，不能说出心里话，一时想不开做出了连他自己都不能理解的事。”
她是万广道的高中同学，从认识到分手，已近10年。女孩子在青岛念的大学，毕业后来到上海，住在浦西，而万广道住在浦东。案发前两个月，女孩子提出分手，万广道希望她能回心转意，还自残过，不过没成功。
万广道2007年从山东新泰考入上海财经大学，“全省那一年80万名考生，我排在1000名左右”，刚被抓时他也不忘向警察提及这一事实。在高中同窗的眼中，他在班里“逢考必第一，是神一样的人物”。万广道大学学的专业是金融保险统计，是财大就业率颇高的专业。
看守所的室友大多文化程度不高，初中没毕业就出来混，名校毕业的万广道显得鹤立鸡群。室友不解的目光也让万广道逐渐觉得“那时候的那个人不是自己”，回想犯案过程，觉得“很可笑”，怎么会犯了这样一个“笨罪”，更多的感受是后悔。
“进来8个月了，其实每天都过得不轻松，每天都在问自己为什么。不管缺钱也好，当时心情郁闷也好，都不应该是构成犯罪的原因。”一周前，记者见到了万广道，他脸色苍白，身穿深色外套，头发比10月份开庭时长了不少。
大四时，他在飞利浦中国公司实习，曾有机会留下来，但万广道觉得大公司的财务工作“难度太低，挑战性不高，每天都在重复，比较适合女生，不适合我”。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规模不大的民营咨询公司，从事市场调研与销售。每月4000元的起薪对于刚刚毕业的新人来说可以接受，但实际工作情况与“想象的出入很大、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经常要加班到凌晨。
“迷茫”是万广道屡屡提及的词汇。虽然学的是金融专业，但银行和四大、证券基金类公司的招聘条件让万广道进退维谷——要么要求上海户籍，要么要求研究生学历。案发前和他合租的一位浙江籍大学同学去了一家民营银行，万广道虽自认“应该能争取到面试机会”，但念及在上海没什么社会关系，他放弃了。
半年后，他听从母亲的建议，来到了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和母亲一样推销起保健品，“由于没有详细的职业规划，我选择相信我母亲”。收入随之变得不稳定起来，多则三四千元，少的时候还需要家里贴补一两千元，但销售的工作时间比较自由，上班之外可以看电视、玩游戏。
两人曾憧憬过能扎根上海，但很快就沮丧不已，“房子至少200万元，加上车子什么的要300万元，从每月4000块做起，做个5年10年都未必能实现”。实际上，扣除每个月1000多元的房租，他几乎剩不下钱，不知不觉他的信用卡里居然有了几万元的债务，而他也曾向同学借钱。
女朋友比较体贴，很少提出要什么东西，但两个漂在上海的人，只有周末能见面。一些因生活琐事引发的小分歧不断产生，裂痕越来越大。后来，女孩子选择离开上海，到北京发展，这令万广道一直情绪低落，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两个月后的4月10日，他做出了令他自己都吃惊的举动。
案发至今，她没给万广道写过信，开庭时是否到场万广道也没看清，但他猜这件事情女孩子应该知道。“从内心深处，我不希望她到场。因为我将要面临很多年的牢狱生活，希望她无论是回北京也好，回老家也好，有一份安定的工作、安定的生活就可以了。”
“你是否认为她是一个自私的人？”
“当时刚分手，打击特别大，认为她做得不对。现在我想通了，吵架分手肯定是两方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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