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是保险公司的经理，丈夫办了一家驾校，全家一年收入五六十万元，这样的家庭条件足以让很多人羡慕，但滨州邹平县的刘颜玲却“一根筋”地舍弃了城里的事业，跑到农村种地。

　　刘颜玲通过土地流转雄心勃勃地包下村里300多亩地，办起了家庭农场，但两年多来她已经赔了上百万元。自然灾害、技术门槛、资金难题、市场困境，都成了她面前的拦路虎。在全省乃至全国鼓励发展家庭农场的大背景下，刘颜玲们面临的瓶颈亟待解决。

　　文/片 本报记者 张泰来

　　连日阴雨淹了大棚

　　忍痛舍弃大订单

　　7月底的一个下午，邹平县明集镇里六田村醴泉农场里，农场主刘颜玲刚搁下不久的电话又响了。河北一个客户想进一批蔬菜，有啥要啥。

　　可是，经过连日阴雨，农场60个大棚里还积着没脚脖的水，青椒基本全军覆没，只有几个大棚的茄子还能收获一些，但日采摘量也大大降低，根本凑不齐一车蔬菜，刘颜玲只好婉言谢绝了客户。

　　挂断电话，刘颜玲一刻也没有歇着，谢绝了远方的客户，她还得为自己的蔬菜在家门口找个“归宿”。超市、饭店、菜贩，一通电话打完半个下午就过去了。而类似的忙碌从每天一早就开始了。

　　这样的作息，对于2010年以前刘颜玲是不可想象的。那时她还是邹平县一家保险公司的业务经理，事业做得“风生水起”，和其他城里人一样过着朝九晚五的日子，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会和种地沾上边。

　　刘颜玲说，2010年以后丈夫做起了“农民梦”，一心想创办大农场，她也渐渐对办农场产生了兴趣，最终两人下定决心，把地点选在了里六田村。

　　说干就干，两人当即找到了村支书魏旭东，让他帮忙做村民工作。由于刘颜玲给的承包费超出了村民的想象，所以租地非常顺利。

　　刘颜玲最终以每亩地每年1500元的价格，承包了村里300多亩地，又从邻近的西左村租到40亩地，创办了一个占地360亩的农场，取名“山东醴泉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农场建成了60个蔬菜大棚种植蔬菜，一个养殖园养殖家禽，还引进了沼气杀虫灯、粘虫板等设备，在院内设置了扩音喇叭、监控摄像头、路灯，雇用了4名技术员、30多名村民。

　　按照刘颜玲的规划，农场在未来还要建一个蔬菜交易基地，3个养鱼池塘，要把农场打造成一个集观光旅游、有机蔬菜种植交易为一体的综合基地。

　　不打药不用肥，

　　蔬菜仍卖不出去

　　承包土地没有难住刘颜玲，办农场修理蔬菜大棚却让她实实在在地作了大难。“第一个难处就是技术问题，种地不难，但种好地太难了，而我俩基本都是外行。”

　　种植大棚蔬菜本来就是个难题，刘颜玲还想发展有机种植，“我们不用化肥，施肥全用牛粪猪粪等土大粪，除虫就用杀虫灯和粘虫板，少用甚至不用哪怕是低毒的农药。”这样更是加大了技术难度。

　　刘颜玲请来帮忙打理农场的，除了附近村的村民，大多是亲朋好友，对于种地他们不陌生，但蔬菜大棚、绿色有机农业却是个新鲜事物，各种新兴的农业机械更是难摸门道。农场购置的一台“食品安全检测仪”因为无人会用，至今还放在办公室里没有拆封。

　　而看不到的困难更可怕——农场面临蔬菜卖不出去的尴尬。59岁的村民邓建胜说，刘颜玲农场外的沟里和空地里扔满了茄子，“卖不出去，都倒掉了，我们看着都觉得可惜。”

　　刘颜玲也说，市场是个大问题，有时“我看到自己种出来的蔬菜不是喜悦，而是难受。”虽然有西红柿、青椒、茄子、黄瓜4样蔬菜获得了绿色食品认证，但由于蔬菜品相不大好，消费者对农场的蔬菜并不感兴趣，“产量比普通种植方法低三分之一，价格跟普通菜一个价还是卖不出去。”

　　经营农场两年多的时间，刘颜玲已经赔了100多万元，“要不是我爱人开着驾校，农场早就办不下去了，现在就是用驾校养着农场。”

　　效益低收益慢

　　银行不愿放贷款

　　在刘颜玲的老家，邹平县青阳镇刘家村也有一个农场，占地1000多亩，是刘颜玲农场面积的近3倍。这个农场背后有一个橡胶厂为其提供资金支持，但经理刘恒峰依然深感资金短缺的压力。

　　“说是搞现代农业，也只是把土地集中起来了，只能说是比以前进步了一点，算不上现代农业。”刘恒峰说，资金不到位，一些先进的农业设备就不能购置。

　　以农场的水利设施为例，现代化的规模农场，最好是配备“喷灌”或者“滴灌”设备，实现旱涝保收，但1000亩地的水利设施，这一套办下来就要2000万元，即使是铺设防渗管道也要500万，这对农场主来说几乎不可能独立办到。

　　刘颜玲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农场先期投入的600来万已经花光了她家所有的积蓄，“由于效益低、收益慢，银行对农业项目不感兴趣，不愿意给我们提供贷款。”

　　因为资金不到位，刘颜玲规划中的蔬菜交易基地和垂钓池塘至今还只是一个设想。

　　2013年年初，中央出台一号文件，明确指出支持家庭农场发展。5月份，山东省也出台了《山东省家庭农场登记试行办法》，规定了申请登记家庭农场的条件，但对于如何支持农场发展的具体政策，各城市进度不一，大多数城市并没有出台具体的政策。

　　“只说是登记，可登记之后对农场会有什么改变吗？”刘颜玲说，她最想得到的不是什么优惠政策，而是希望帮她协调一下银行，给她相应的贷款助她渡过难关。

　　拿不到承包费

　　村民心难安

　　在里六田村，村民们提起刘颜玲的农场，先是叹息，替她担心这样下去如何收场，接着是担忧拿不到应得的承包费。　　“只要按时拿到土地承包费，农民就安心了。”魏旭东说，连续两年不能按时拿到承包费，村民们对刘颜玲的农场有些失望，特别是在有另外一个成功的土地流转的案例对比下，村民们的心理落差挺大。

　　邹平当地一个企业以每亩地每年850元的价格，在里六田村承包了40亩地搞鸭子养殖。“效益很好”，每年在到期之前，企业就会把承包费转到村里的账户。今年，在村干部的要求下，又把承包费每亩提高了400元，并拿出3万元帮村里搞公共设施建设。

　　“这样的流转，不论是干部还是村民，都欢迎，都放心，也愿意在用电、用水等方面提供便利。”魏旭东说。

　　相比较而言，刘颜玲的农场却不能让村民们安心，他们担心农场一直亏损会影响到他们的利益。拿不到土地承包费，村民们甚至产生过让刘颜玲退回土地的念头。

　　但就这么退出，刘颜玲显然不能甘心，她把希望寄托在了两件事情上，一是想办法筹集资金，把垂钓池塘和蔬菜交易基地建立起来，打开市场。二是想请一批农学院的研究生到农场里去，把农场当成实验基地，搞科研的同时，也为她提供一些技术支持，帮她把蔬菜产量、质量提上去。

　　连片土地集中种 是未来趋势

　　其实不光“外来户”刘颜玲，里六田村村民孙学河也动过办农场的心思，为此他还动员儿子购买了深耕机、联合收割机、水泵等大型农业机械。

　　所有的硬件设施都已具备，孙学河也向村里申请了多次，但集中大片土地的想法依然没有实现——村民土地流转的意愿不统一，有愿意也有不愿意的，这样承包到的地“东一块，西一块”，很难集中连片，不能机械化操作，种粮成本也降不下来。

　　为帮助孙学河集中土地，魏旭东也做了不少工作，甚至让他参加村委会议，听村民代表的意见。魏旭东认为，孙学河承包不到大片土地的原因在于出的承包费不够高。“如果承包费合适，大家还是愿意的。”

　　“一亩地的承包费如果超过1000元，平时也可以去农场里打个零工，等于双份收入，挺合算的。”村民邓建胜说。

　　目前，像醴泉农场这样大规模的家庭农场在明集镇就有三四个，加上其他大大小小的农场、养殖场，全镇近7万亩土地，已经成功流转出了5000余亩。

　　“土地流转集中到少数种粮大户手中进行集中种植，这是未来必然的趋势。”魏旭东断言，现在这帮五六十岁的农民还有力气种地，再过10年他们不能种了，年轻人又不会种，势必会出现土地流转的高潮。

　　本报记者 张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