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解决妇孤男寡女精神上的孤寂、生理上的性饥渴，许多年轻的农民工在长期夫妻分居的情况下，“组建了打工潮下的临时小夫妻”。这个无论对任何人都难以启齿的问题，被来自安徽代表团的农民工代表刘丽以文字材料的形式反映到全国两会上。

　　也许是北京遭受雾霾和沙尘轮番肆虐让代表委员对今年的环境问题格外关注，也许是国务院大部制改革吸引了大家的眼球，刘丽代表道出的这个饱含酸楚涉及广泛的现象，竟然没有带来“热点效应”，从各大主流媒体到公众发言，没有一篇有分量的评论，显然有点“失常”。

　　刘丽代表指出的农民工“临时夫妻”现象涉及面到底有多大，谁也不好统计。但刘丽本身就是为数不多的农民工代表，能将这个问题端到全国两会，那就绝不会是个别现象。从人之本性来讲，“性饥渴”也是正常人的基本生理反应。可情况竟到了可以抛开道德伦理和家庭负罪感，用组成“临时夫妻”的形式来谋求生理解渴和相互照顾，有的甚至还得到家里妻子或丈夫的默许，这在我们这个现代文明飞速前进的国家，还是难以理喻。

　　“现在这个年代也不像从前，一个女人可以抱着一个贞洁牌坊过一辈子。”刘丽代表在解释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时，给出了一个最简单的理由。

　　这样的理由看似成立。自从新中国成立建立严格的户籍制度以来，就派生出一个在世界范围内都罕见的社会问题——夫妻两地分居。半个多世纪里，不知有多少国家干部、科技工作者、产业工人，由于国家建设需要与户籍关系而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夫妻身隔两地，长年对月遥望，那种难熬的精神孤寂与生理忍耐成为对他们为国家奉献的一种颂扬。

　　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农民工走出乡村，只身来到城市打拼。他们秉承着中国百姓吃苦耐劳的精神与和传统道德的坚守，从不计较也没有人去考虑他们夫妻分居的巨大付出。但新一代农民工的观念显然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外出打工不完全是为了养家糊口，更增添了开阔眼界、丰富精神、快乐生活等成分。要让他们在工作之余依然早早睡觉，默数星星，长时间独守空房、守身如玉，显然与他们追求的幸福格格不入。

　　但是，为追求生活的丰富就可以与别人的妻子(或丈夫)结为“临时夫妻”？这样的理由又是绝不可成立的。且不说从法律层面来衡量是明显的违法行径，单是在道德伦理上，就超越了人类文明的底线。当代青年思想再解放，性观念再超前，感情上也承受不了自己的爱妻(爱夫)与别人同居一室，共枕一床。这种情况带来的直接后果不仅是道德沦丧、风气败坏，最直接的就是很容易破坏原有家庭，影响对下一代的健康成长，更严重的恐怕还会出人命。

　　刘丽代表提出的，归根到底是人们早已呼吁过的单身农民工生理需求的老问题；刘丽代表披露的农民工自己为解决“生理需求”的极致表现，则说明了这个老问题从来就没有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采取过有效的措施。肯定地说，已成家的单身农民工与他人组成“临时家庭”肯定是错误的。可错误的板子不能光打在他们身上。尽管有些地方、有的企业考虑到农民工这方面的需求与痛苦，时常举办一些活动，采取一些办法以示关怀。但不可否认的是，有些节日联欢及文艺活动对于正处于青春旺盛期的农民工来讲，起到的效果只会饥不可耐。于是，只好寻找他们自己认为能聊解“燃眉之急”的办法了。

　　针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刘丽代表提出了两条意见，一是降低城市保障性住房的申请标准；二是政府出面承租居民空房，通过政府补贴返租给农民工。可在笔者看来，要真正解决农民工的夫妻两地分居，远非居有定所那么简单。从解决“近渴”来看，农民工理应享受城镇职工法定的假期及带薪休假；从“远水”来讲，则必须将农民工定居纳入到城镇化的整体规划之中。最重要一点，是各级政府和组织，要把涉及青年农民工最实际的精神、生理问题，真当成个事儿来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