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现场审查不合格，企业就要重新交纳2200元申请费，数百项材料要重新上传，排队等候审查。济宁一家企业从2011年底首次审核未通过，又经过两次审查，拿到生产许可证的时间为2012年年底。没有许可证，就意味着该企业整整一年不能开工。
有不少经历了多次审查的企业抱怨道，如果企业有“不符合”项，为何不能中止审查，待企业整改后再继续审批。非要企业耗费巨大的时间和资金成本重头再来？
采访中，多家济宁的企业均向记者反应，现场审查存在送红包情况，每个单元每个审查人员一般为两三千元不等。一位参与审查的质监人员分析道，一方面，审查宽严尺度大、可任意延伸；另一方面，如果被否，企业就要重新申请、代价过高。由此，收受红包就成为了现场审查中一个“潜规则”。
原本设立观察员是为了监督审查组，许多企业却表示，县级观察员与省级审查组关系微妙。企业能否通过审查，观察员往往有着相当的话语权。如果当初企业没有去县(区)交纳咨询服务费，代表县局利益的观察员很难在这个关键时刻替企业说话。
在现场审查的核查记录中，出现的最为频繁的一项是企业“化验员不熟练”，有的企业甚至因为“化验员不胜任”遭到了否决。
兖州某食品厂一位女化验员介绍道，她与四十余名学员一同培训了半个月，大部分时间是学习理论，实际操作仅尝试了一两次。
长期从事食品质检工作的一位管理者指出，化验员经过十天半月的培训只能说是会了。按照审批流程，从化验员发证到许可证申报、再到现场审查，至少一两个月的时间。如果化验员没有经过反复实践操作，早就生疏了。
目前，汽车驾驶员培训由社会机构完成，驾照考试、审批则是由行政部门负责，这既避免了体制上的垄断，又从体制上进行了有效的监管、制衡。但负责食品出厂检测、对于食品安全起着把关作用的化验员在济宁乃至山东却是都由质监部门培训、考试、发证、审查。
难怪一位因化验员问题被否决的企业负责人质疑道，既然化验员不胜任岗位，为何当初让她通过考试、颁发化验员证书呢？
被绑架的食品安全
李健开办食品厂有着多年的办证经历。他告诉记者，“这里的质监人员都说，这些年我能支撑下来，真不容易。”
老李算了一笔账：县局咨询服务费、报名审查费、委托检验费、水质检验费、化验设备检验费、化验员培训考试费、审查组接送包车费和食宿费、红包……每次换证花费高达五六万元。如果一次审查未能通过就要重新申报，成本更大。许可证每三年换发一次，企业总要提前半年准备。也就是说，每两年半他就要重复这一经历。
“每年维护许可证的费用也要两万多元。”李健细数道，每年两次委托检验费七千余元，年审时县(区)局食品科收取的年审费四千多元，质检所一年两次化验费近六千元，计量所设备检测费每年2000元，条型码费2000元，外包装标签费、每年质量会议的会务费、订阅报刊杂志费……交费后得到的发票都是质检所开具的。“就连工厂财务经常问我，为何质监局的收费这么多。”
济宁一个生产酱油和醋两种产品的食品厂老板算到，企业一年产值四百多万元，净利润只有二三十万元。可每种产品的许可证三年换发一次、花费约五万元，每年年审、检测等约两三万元。食品生产许可证的办理成本对于中小企业实在太高了。
当地一家小酱菜厂没有办理任何证件，老板坦言，如果办理食品生产许可证就需要购置一条生产线，不算厂房至少也要十多万元，再加上办证、养证的费用，根本无法存活。可他每年向当地质监局交纳一定罚款后，仍能继续生产。
采访中，一说起食品生产关乎人的健康安全，每个企业负责人直呼，应予严管。对于众多的手续与收费，部分企业觉得似乎都与食品安全相关，但办理起来却耗时费力、影响了企业经营；部分企业却直指，这是绑架了食品安全。
一家中型规模企业的董事长说道，许可证审批繁琐，食品事故仍然层出不穷，是因为包括三聚氰胺事件在内的所有事故都源于生产环节。许可证是对一个食品企业基本生产条件的审查，达标了就应放行。现场审查时，企业打扫的一尘不染，生产时可能完全是另一番景象。重审批轻监管，无法有效阻止食品事故的发生。
北京正博和源有限公司王建晖博士认为，质监局人员有限、企业众多，也是重审批轻监管的原因之一。北京大兴区食品企业数百个，但基层质监局食品科只有三四人。显然，抓审批环节更容易行政。
一个引人注意的细节是，每个食品外包装上都有蓝白相间的“QS”标识。原来它是英文“Quality Safety”的缩写，即“质量安全”。如今，当消费者再看到“QS”标识，原有的含义却被更换为拼音“Qiyeshipin Shengchanxuke”，被解释为“生产许可”。
“审批实质上应是一个多方利益综合考量的结果——既要易于行政，又要兼顾企业利益，更要保证公众的食品安全。”长期关注食品安全的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锡锌教授指出，审批只是从食品生产入口来把关，审查时厂房盖得好、卫生达了标，并不能保证末端产品的安全。这既需要政府在食品生产过程中动态监管、严格执法，更需要社会各界的参与。
山东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张仁堂教授指出，国外食品安全保障更多的是在生产环节的综合监管，不仅有政府层面的日常管理，还有来自上游供应商、下游客户的评估，更有银行信贷、司法部门、消费者等社会各界的监督。
“手续的复杂、收费的高昂，根源于质监系统多年的体制弊端。”山东质监系统一位内部人士指出，山东省质监局属于自收自支的行政单位，资金多从罚款、收费中来，与政绩考核挂钩。济宁每个县每年都有业绩考核指标，每个科室都会分到相应的收入指标。部分县质监局每年开支预算达五百万元以上，资金来源自然是辖区的企业。
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县局所收服务费省局不仅知情，而且还参与了分配。在县级质监局收取的服务费中，省级质监局从中扣10%，市级质监局扣15%，返回到县局只剩下75%。山东省质监系统还对各地市局的收入以“预算收入”的形式进行排名。
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今年5月，总理李克强在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动员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中就表示，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突破口，要解决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通过简政放权，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眼下，全国质监系统正面临着这样一次改革的契机。今年，全国将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食品生产许可证的审批职能将由国家质检总局划入该部门。按照国务院下发的18号文件，今年6月底实现省级机构组建，9月底完成市级机构组建，截至2013年年底，随着县一级机构组建完毕，将彻底完成食药全系统的机构改革。
职能的划转伴随着部分质监人员将调入新组建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采访中，无论是食品企业负责人还是部分基层质检人员都呼吁，希望新设立的部门能遵循国家简政放权的理念，简化审批手续、缩短审批周期、降低审批费用，改变过去重审批轻监管的旧有思路，切实保障食品生产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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