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孙积诚，坚持翻译与写作。

　孙积诚与原配妻子张幼兰合影。

周末人物·南京大屠杀76周年纪念特稿

　　□　本报记者 王新蕾 陈巨慧

　　“一滴水的存在期间，也包涵着海洋当时的各种成分，反映着海洋当时的一切情态，虽然一滴水比之海洋是渺小得可怜，它存在的期间与海洋的历史相较，只不过刹那，为了理解当时的海洋，且无妨分析观察这一滴之水。”这是孙积诚自述、孙金铭整理的《海洋一滴》序言中的一句话。

　　日记和自传，是研究一个历史时代的第一手资料，孙积诚留给了后人这个机会。

　　12月1日，济南的初冬是响晴的。在正觉寺小区一户居民楼里，记者见到了孙积诚的侄孙、孙金铭的儿子孙卫东。房子虽不宽敞，却是条理而温暖的。

　　“四爷爷还在世的时候，我父亲就经常去北京，前前后后整理了有十多年。父亲做过机要秘书，对整理资料和历史文化都很感兴趣，四爷爷的孩子那时工作忙，他也愿意跟我父亲说这些。”孙卫东一边说着，一边从书架上搬出一摞摞资料。

　　“这是《海洋一滴》，是我父亲根据四爷爷口述录音写成的。”孙卫东指着一沓装订整齐、密密麻麻满是字的方格稿纸说。而在另一个装裱精致的盒子里，是一册册日记，皆小楷书写，且流利密整。“四爷爷写了七十年的日记，其中《金陵日记》、《宣南日记》和《渝垣日记》等，原件已经捐给了国家，这些都是复印件。父亲还为这些日记作了索引。”两本写在“干部登记册”上的索引，清楚地将日记中的人物、地点出现次数以正字标记。

　　合上这本《海洋一滴》，翻过一册册日记，横跨七十年的文字，让这“一滴之水”的溯源与归处，渐渐清晰起来。

　　家族长孙

　　十年窗下黄卷青灯

　　“1896年清光绪廿二年夏历丙申正月十一日，我诞生在山西省太原府的知府官衙。当时我的祖父实任太原府知府……我的父亲是独子，名寿恒，是正在努力于举业的秀才。我母亲是北京兵马司指挥耿公的三女。”以长孙的姿态，孙积诚降生在一个封建大家族中。

　　祖父去世后，父亲去福州工作，祖辈四支同居的大家族，就从太原回到故乡济南。“我们家在大明湖边，门对着一片湖田。”不多时，义和团席卷山东，孙家又辗转到河南，父亲保举得官，便定居开封。

　　“看皇上”，是孙积诚幼年在开封的重要记忆。“门外大街两旁，挤满了人，因为我是男孩子，便在铺子门口台阶上占了一个位置，拿小板凳坐在那里，左右前后好多层人……只有一顶轿簾打起，里面坐着一个大长脸的人，一晃就过去了。有人低声说，那就是皇上，我觉得一点也不特别，有什么可看？”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慈禧携光绪逃至西安。《辛丑条约》签订后，才从西安返北京，美其名曰“回銮”，听任沿路子民瞻仰“天颜”，这也是孙积诚后来才明白的事。

　　孙积诚自幼被管教严格，“不跑不跳，有时呆若木鸡。”一次，大伯母拉他膝下谈话，“她那长长的旱烟管，不知道什么时候伸到我的颌下，滚热的烟袋锅烧着我的皮肉，但是我不懂也不叫，只有痛得流泪。”

　　家族给予孙积诚的，不仅有严苛的家教，更有传统的学养。五岁的孙积诚，已经开始认字了，“用红纸裁成的，差不多一寸见方的小纸片，按着诗韵全璧上每个字写来。”到七岁上学堂，他已认得五千多字了。

　　“王老师是一位乡下的老秀才，人非常质朴，除去教我念书而外，闲下来便给我讲历史故事，讲得非常生动，听起来像听评书一样。他还会许多手艺，裱装出帖，制作印泥……他还喜欢养鸡，有一只大公鸡，真是美丽极了，我也同样地爱它。”从七岁到九岁，孙积诚读完了四书和诗经，还学会了对对子和作五七言绝句。

　　并不是所有的先生都这样好，也有“一位使我十分反感的先生”。每天早上，这位先生布置完功课就出去了，晚上九点以后才回，进门后便脱衣上床，躺在被窝里，让孙积诚站在床边背书。“有时我正背诵着，他已经呼呼睡去，纵然我已经背完了，也要等他醒来……如果稍一沉思，他便把一大堆书通通往地下一扔，‘再去念！’大喝一声，翻身睡去。”

　　孙积诚的书房生活是苦涩的。从早晨七时起到晚间九点，除三餐茶饭而外，没有间断，每天总在十三小时左右。“中午十二时以前，上生书，十二时以后，写字、温熟书、讲史鉴，晚间讲读古文、诗。以这样多的时间，从事于文史一门，目的只在于应考，一举成名。”但是孙积诚九岁时，科举制宣告废除，这个计划完全落空了。

　　后来，父亲经奏调到法部供职，全家到了北京。“有一天小孩们发辫上的红头绳，帽子上红顶结都换了蓝色的，妇女们也不再擦胭脂，抹口红，据说是因为光绪皇帝和西太后相继驾崩，这叫作国服。”1908年11月14日，光绪帝驾崩，年仅38岁；11月15日，慈禧太后归天，而孙积诚也恰巧见证了。

　　1911年10月的武昌起义，也被孙积诚印在脑海中。“中秋节后不多几天，人们忽然奔走相告，十分惊慌，听说是革命党打来了，于是纷纷出都避难，我们家也不例外，全眷回籍。”

　　回到济南后，公立学校已停办，孙积诚只能进德侨在济开设的德文学校。不久，父亲又调北京审计院，全家再迁北京。

　　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中道夭折”的革命，埋下了动乱的根源。“在我们居北京的若干年间，数不尽发生过多少次政局变乱，而且时间大抵是在每年夏初，以致有‘不祥五月’的传说……此后直皖、直奉各个军阀派系，此起彼伏，交相火并，政治中心的北京，几乎没有平静过一年。”

　　德文学校毕业后，孙积诚做了半年私塾先生，随后入中国大学，接触到更广阔的社会。

　　考取文官

　　十年奔波陷身政海

　　1912年，孙中山先生为培养民主革命人才，仿日本早稻田大学在北京创办中国大学。1919年，在中国大学读书时期，孙积诚投身到了五四运动的洪流中。

　　“我当时在学生会文书部工作，担任夜校教师，所收学生不限年龄、性别，不收任何费用，来者大多数是劳苦大众和家庭妇女。”通过平民夜校，五四运动扩大了宣传范围，孙积诚他们还自制课本，“课本一律采用白话文，自编自印。几个月间，即能写有条理短文者大有人在，劳动群众对于知识的要求，实令人兴奋。”

　　毕业前，孙积诚参加了文官考试。“考试是在太和殿举行的。早晨四时，应考者就齐集天安门里，约有三千人，其中有不少五六十岁的老者，还有人背着考篮……论文题目是‘建官惟贤，位士惟能’,公牍是‘水灾募捐启’……中午还有五个包子，一碗汤面，送到每人座位上，足吃一饱。”

　　文官考试发榜后，孙积诚被录取，到浙江财政厅征稽科见习，后派为於临茧捐局长。“我这少不更事的书呆子，妄想独力破除积习，结果地方官署和商会不只不加协助，而且另采办法，保持他们的私利，税收反而减少，农家并未得益。”

　　皖直军阀冲突日烈，孙积诚回济南看望母亲，并未停留多久，他又乘火车北去天津投奔父亲。“这次车名为客车，实际是闷罐和敞车等等杂凑而成，而且在军用装载骡马之后，车中轧草马粪狼藉。乘客能占得一席之地，坐在自己的行李上，便是幸运之儿，一般只好拥挤着侧足而立。一路上走走停停，行车全无定时……走了整整两天，夜晚到达天津西站。”

　　不久，父亲又接到了江苏省烟酒局长的任命，孙积诚也在金陵关监督公署任稽核科长，于是全家来到南京。军阀混战中，父亲工作多次调动，孙家也是颠沛流离，不久又回到北京。

　　这次，孙积诚也没有在北京长住，而是又回南京，给江苏省财政厅厅长做了“书启师爷”。“我以读过旧书，并随侍亲侧，襄助办理个人文件有年……遂以每月六十元薪金，就此秘书一席，高而无位，与局科长同列一级。”六十元薪金并不多，“每逢年节及婚丧公份，往往罄我一月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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