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后，广州北伐军北上，南京又陷于混乱。“我随着纷纷逃难的人群，搭轮赴沪，当时火车已经不通，争搭轮船者，与其名为乘客，无宁叫做难民。拥挤不堪，码头铁栅栏关闭，人们必须攀援越过，摔伤落水者有之，失物寻人者更比比皆是。”孙积诚抵达上海时，码头上已飘“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南京也已为北伐军占领。
接着，孙积诚回济南，稍待局势稳定再动，“不意时仅数月，我妻张幼兰病殁，遗子女三人，均在稚龄，遂不得不协同至北京合并一处”。
1928年5月，孙积诚回北京不久，北伐军长驱北上，日军进驻济南，与北伐军成对峙之势，“济南惨案”爆发。“济南士绅何宗廉等，屡电促我父亲迅速回济，共谋保卫桑梓。我父亲当时已从绥远卸职归来，我即随同父亲东返。”
一腔热血的孙家父子，回到济南才知道，所谓“保卫桑梓”，就是组织地方维持会，凡事与日领接洽，决非有民族气节者所肯为。父子二人满心失望，当夜觅得牛车，间道晏城，搭火车回北京。
军阀混战、日本入侵，东奔西走、讫无宁处，孙积诚对政局彻底失望了，决心独善其身、杜门不出。
不料，一个莫名的来访，又让他奔波起来。
阴错阳差
曾任德国大使秘书
“一天有人持一字条来问，自言系德国使馆差来，字条上地址不错，而所访者的姓名与我姓名音同字异，当告以我与德使馆中无相识之人。”虽然名字错误，但是孙积诚还是与德国使馆联系了。在济南德文学校学过德语的孙积诚，阴错阳差地进了哈尔滨德国领事馆。
“中国机关往来函件确较繁忙，因须先将来文译成德文，拟好德文复稿后，再译成中文，然后缮正发出。”处理函件的工作，还是比较轻松的，经过十年奔波的孙积诚，也想在哈尔滨定居。“遂接本房眷属来哈，乃未及半年，我妻杨继之(续弦)病殁，只携子女三人同住。”每天下班回公寓后，为“国际协报”写国际论坛稿，为“五日画报”编文字栏。
好景不长，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孙积诚调回北平。“为便于工作，我又被调往南京。”
未久，卢沟桥事变起，北平沦陷。身在南京的孙积诚，与北平家眷两地分隔。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前，作为负责中日调停的德国大使陶德曼的秘书，孙积诚随德国使馆去往上海，直到南京大屠杀后才回南京。不久，孙积诚又随使馆飞往重庆。迎接他的，是日军的“疲劳轰炸”。
“每次以少数飞机，连续而来，昼夜不停，市内交通几乎中断，我又迁至南岸黄葛垭，后又移居文峰塔畔……形成一种轰炸下的生活方式，照常进行一切工作和社会活动，足以证明要凭籍所谓空中优势的恫吓，来迫使抗战人民屈服，完全是不合实际的幻想。”
不久后，二战发展，中德断交。驻重庆德国使馆大使人员撤退离境，但华籍员工不能同行。这时，身单力薄的孙积诚，还受过“特务”的威逼利诱。
一日有四五人来访，自称奉卫戍司令部命，孙积诚被约往一谈，得知其意，孙积诚当即谢绝。“这样，您今晚恐怕无处睡觉了！”面对恫吓，孙积诚毅然回答：“别无意见。”最后，孙积诚被告以“可取殷实铺保两家释出”。再过几时，又告以“可取荐任职以上的人保两份”。
后来，孙积诚找到了老同学朱若江。“大概他很熟悉这种情况，并不询问原由，就慨然在那两位先生拿出印好的保单上签名盖章。”
在重庆期间，孙积诚还曾在广益中学教书，后到中航公司担任业务组秘书。
抗战胜利，举国腾欢。数月之后，孙积诚也跟随公司回到上海。
内战续起，上海掀起限价风潮，“记得最严重的两日，第一天购得板栗一斤，香蕉一挂，聊以果腹，次日则并此亦不可得，只好在无任何佐肴之下，饮花雕二斤，归寓而睡。”
淮海战役后，中航准备迁移台湾。“我个人十余年来，自北京而南京，而重庆，而上海，对于蒋政权政治上经济上种种措施，由失望而至于厌恶，已不存任何希望幻想，决意不作殉葬之俑。”
留在上海负责保管公司的孙积诚，等来了解放军，“只略谈公司现况，巡视一周，住于楼上，次晨保委会人员陆续到来，空军部召集宣布军管……态度亲切和蔼，绝非向来军队上的蛮横呵斥，这是我与解放军接触的第一个印象。”
后来，公司留沪人员编成轮训队，集中学习。在这期间，“否定了一切旧的意识，而新的认识还没有明确地建立起来，形成了一个彷徨无主心中空虚的阶段，由主观的自恃，变成了自卑，等到逐渐地找到真理，然后才确定人生观，心中有了依靠。”
胃病、肝炎、黄疸，饱受伤病折磨的孙积诚，于1951年9月选择退职休养，就这样结束了半辈子奔波，回到北京。1956年9月，《人民日报》资料研究部下聘书聘其为常任顾问，这一职务在“文革”中不了了之。
百年笔墨
知识分子的一生
“写下来的东西，是改变不了的。”孙积诚常念叨这句话，外孙女张同霁说。的确，出于对文字的敬畏，孙积诚留下这数十万的资料。
晚年的时候，孙积诚的子女并没有在身边，他一个人生活在北京。外孙女张同霁在北京读书，经常在孙积诚身边伺候，“谈笑有鸿儒，往来有白丁。每天来家里喝茶聊天的很多，从山东来的朋友特别多，尤其是京剧界的，他特别喜欢京剧。”
“他德语说得特别漂亮，教我们从小说德语。”回忆起姥爷，张同霁很自豪，“他的书法，只有我一个人继承下来了。”由于四个子女都不在北京，晚年的孙积诚一直由保姆照顾。“姥爷还教保姆识字、写字，后来能看报纸、会存钱了。姥爷去世后，我们两家人还有来往。”
据张同霁介绍，“姥爷平时很少说话，一辈子不着急。他常说，着急是最没用的。他是中国大学政治系毕业的，对时事非常关注。看他的日记，一般先写上时间，如果没什么可以记的，就把报纸新闻头条写上。他还翻译过《自由与和谐》，上世纪五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在他去世后，九十年代还曾再版过。还有些翻译出来，但是没有出版的著作。”
孙积诚四个子女中，78岁的孙善裀是小儿子，“家庭教育上非常新式，他从没有摆老人架子。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平等讨论。大姐毕业于辅仁大学，后来去了天津。二哥做过空军，转业后到徐州市委档案馆，精通德、俄、英、法文，夫人是白俄罗斯人。三姐是北大政治系毕业，夫妇都在部队。我毕业于天津大学，曾在云南澜沧江从事水利工程工作。”孙善裀接受采访时说。
“记得八几年，德国大使夫人还来过我们家。那时，父亲还从德国大使馆领取退休补助，大约每个月200马克。”说起父亲的一生，孙善裀说，“父亲是典型的知识分子，活到96岁头脑依然很清楚。虽然眼睛不好，但是坚持翻译很多作品。”
1990年，94岁的孙积诚出版译著《贝多芬传》，这是一部历时三年之作，共13万字。
1992年春，孙积诚住在天津的儿子孙善裀家里，“天挺冷的，他非要回来。这段时间，他自己整理了所有的来往信件和日记，一包包地都包好了。”
1992年8月13日，96岁的孙积诚无疾而终。追悼会上，德国驻中国大使馆秘书出席。
在山东省档案馆里，我们看到了孙金铭捐出的孙积诚在德国使馆工作的证件、信件往来、日记原件等。2001年，孙金铭将保存的孙积诚有关档案资料捐献给山东省档案馆。
捐献不久，当年夏天，孙金铭突发心脏病去世。十多年过去了，再次拿出这些宝贵史料，现任省档案馆编辑研究处处长的张殿恒，对那一幕记忆犹新。“孙金铭当时说，孙积诚是山东人，把这些档案资料捐献给国家，是叔叔生前的愿望。这些珍贵的档案资料，特别是七十年的日记，真实记录了中国的历史。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真实记录，时刻提醒每一个中国人勿忘国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
滴水之于海洋，正如个人轨迹之于历史长河，从横亘七十年的文字中，我们看到了孙积诚的一生，看到了中国的一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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