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广州市正式出台《关于加强和规范村“两委”班子主要成员出国(境)管理意见》，明确村“两委”班子主要成员出国(境)证照实行统一保管，广州全市共1142条村“两委”主要领导干部2014人纳入该项制度监管范围。
按照广州市纪委的解读，这是参照现行国家工作人员的具体做法，将村“两委”班子主要成员纳入公安机关出国(境)登记备案范围统一管理。而且，《规定》出台方本身也看到了“村委会是村民自治组织”这一现实。因为从理论上讲，党政反腐的触角是否直接复制(或曰扩展)到基层居民自治组织的层级，有待商榷。如纪委负责人所言，村“两委”中的党员干部，“还有党纪方面更高的要求”，而村干部中的非党员，其在被委托行使公共事务职权时，则亦在监察部门的监督范畴。
将村官纳入公安机关出国(境)登记备案范围，所立足的现实在于，基层自治组织负责人的违法违纪，在近年来成为腐败案件的高发区、重灾区。以广州为例，全市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党员干部违法违纪案件数量比例，基层自治组织占到1/4。日前得到官方证实的广州冼村原村党支部书记卢穗耕外逃事件，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或亦是推动广州出台相关规定的催化剂。冼村村官外逃事件以及猎德村“一把手”李方荣出境“就医”、长期“失踪”等事件发生后，广州天河区已要求辖区内全部村、社主要干部上缴护照、港澳通行证。
以统一备案、管理护照的方式，来应对基层组织负责人可能的“外逃”问题，应当说属于不得已的被动举措，此前有报道称中国人民大学副处级以上干部已被要求上缴护照，陕西省有地方更是要求辖区内副科级以上干部上缴护照统一管理。当上交护照成为腐败案件高发领域预防官员“外逃”的主要措施之一，不得不说在这种被动防御之外，还需要通盘考虑权力如何接受监督的根本问题。
对权力者的防备心与警惕意识，是再正常不过的现代政治治理常识，所不同的是，对公共权力的执掌者，不仅要有防止其“外逃”的最低限度屏障，还需要有防止权力被滥用的监督、制衡机制。而后者，显然是更触及权力要害，也更具有主动反腐、预防腐败性质的思路。回到广州出台的村官上缴护照规定，按照《村委会组织法》的制定初衷，村民委员会所担负的职能在于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而包括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在内的村委会班子成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权力来源于村民，则权力的运转过程亦必须接受村民监督。
基层村(居)民的自治活动，如果能够切实贯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要求，在日常村务公开、权力监督上制度化、透明化运作，在基层选举中权力能谨守边界，做好保障与指导，做到不干预、不试图操控基层选举结果，真正的基层民主一定会是防范村官层级腐败最好的良药。对于基层治理而言，不能一谈到落实村民自治、加强民主建设就视为洪水猛兽，甚至对村民主动寻求对村官的监督怀有防备心、抵触心，而另一边又对已经腐败到村官层级的严重问题束手无策，只能以“收缴护照，防其外逃”做最低限度的应对。
正如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检视“乌坎事件”时所说的，严格贯彻和执行村委会组织法等现有制度规范，把选举法和组织法的落实过程做扎实，就不仅能化解突发事件，而且还能取得经验、推动村级组织建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激活并真正赋予基层自治组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能力，将在制度上与“村官上缴护照”形成防范和监督基层权力的策应，而前者所绽放的基层民主之光，还将对其他层级权力与权力者的生存状态、运行土壤产生辐射和借鉴作用。不仅是对村官，包括其他权力层级的官员，“上缴护照”型的预防外逃举措，应当而且必须激活更制度化的权力监督和制衡设计。于权力者而言，需要紧盯的不仅是护照，还有包括家庭财产、公务(乃至私务)行为在内的利益攸关领域。
(原标题：[社论]村官上缴护照：被动防御之外，尚需民主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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