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格一直很健硕的孙艳梅，生完孩子后身体再没好起来。头半个月里，她一直在发烧，裹在被子里依然感觉浑身发冷。
怀孕期间她的脏器受到严重挤压，肋骨也被撑得外扩变形，身体总是不自觉地后仰，没办法支撑身子给孩子们喂奶。
孩子慢慢会爬了，孙艳梅的日子也并不好过。白天家里只有她自己侍弄4个孩子，做饭、上厕所都需要趁着孩子睡着的空档抓紧完成。她常常在看着孩子的时候，不由自主地低下头打盹，然后再被孩子的哭声惊醒，一个不留神，孩子从炕上跌下去了。
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王华军找来木工，在炕边儿打了一排木栅栏，把几个孩子“圈养”了起来。
眼看着小两口的忙乱，孩子的奶奶把两个孙子接到身边抚养。后来因为老二不吃母乳就会拉肚子，只好把老二送回来，换了老三。
老二小时候身体比较弱，在家待了半个多月就开始发高烧，后来又转成肺炎。农村医疗条件差，夫妻俩只好又把孩子送到了妇产医院，因为家里离不开人，老二被“寄存”在那里治病，直到好了才接回来。
“那会儿一有毛病就送妇产医院，我也不管就回来了。那个时候的医院办公室主任挺好的。俺们家老大还抽过他的血呢。”王华军说，“好像说是给小孩输血，病好得快。”
说起妇产医院当年的照顾，王华军直到现在依然充满了感激。孙艳梅住院期间，夫妇俩身上带的钱很快花完了，剩余的住院费和手术费，医院考虑到他们的情况都没有收。四胞胎回家后，妇产医院还派医生给孩子们做了次免费体检，赠送了一些儿童用品和玩具。
为了表达感激，孩子刚出生的时候，王华军就把给孩子起名的权利交给了医院。最终，在一个媒体人的提议下，按“妇产医院”的谐音，4个孩子按长幼，依次取名为王富、王毅、王婵、王苑。
老大老二是男孩，老三老四是女孩。因为是异卵多胞，4个孩子长得各不相同，性格也挺不一样。
“老大最淘，小时候喜欢趟水、摸鱼。老二性格最像我，他脑瓜好使。老三小时候最爱哭，哭起来小脸儿黑红黑红的。老四最有主意，能撺掇事儿，那几个都听她的。”黑瘦的王华军总结道。
孩子会跑会跳以后，孙艳梅开始到地里帮王华军干活。4个孩子常常趁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把家里看门的黄狗抱到炕上玩耍，然后给她留下满炕的屎尿，和4套脏衣服。
夫妇俩对孩子有点儿娇惯，上初中之前，孩子们很少自己洗衣服。初中住校后，每个月回家的时候，孩子们都会背回来些“大件儿”给孙艳梅。王毅还曾经闹过“一条床单在水房泡一个月”的笑话，“发现的时候都泡臭了”。
零用钱不够的时候，老二老四常常撺掇老大老三去管奶奶要，奶奶疼这两个在她身边带过的孩子。孩子们一句“等我考上大学一定报答您”，就能把老人家哄得直乐。
被围观的生活
“我不愿接受媒体(采访)，我也不会说。真是，咱有啥的啊，就是种地的。有些人就不，他们老觉得俺家4个孩子怎么怎么的，想太多了。”王华军说。
用他的话说，媒体来了，可能就为了拍张照片，完成任务就走。但他们还要继续生活在村子里，关于他们一家的闲话已经太多了。
孩子刚生下那会儿，关于社会各界关注四胞胎一家的新闻铺天盖地，村里人都知道这家人收到了捐款。有人猜测：王华军一定借孩子发了笔大财。
“妇产医院扣除了医药费，我最后就收到了九千。这不是嘛！”王华军从柜子里翻出一个已经泛黄的笔记本，上面用铅笔工工整整地记录着捐款的年份、单位和金额。
“有些事你没法辩解，你说了人家也不信。唉！”坐在缺了靠背的椅子上，王华军佝偻着身子，蜷起一条腿搁在胸前，用双手抱住，像一只试图缩回壳里的蜗牛。
最让这个男人窝火的是，哈尔滨有一个给孙艳梅开过药的中医，在四胞胎出生后打出广告，贴出他和孙艳梅的照片，说他们夫妇俩结婚多年不孕不育，是吃了她的中药后，才一举生下四胞胎。
“我媳妇之前那个孩子没活，为了调养身体才找她抓的中药。”王华军气恼地说，当时小广告发得到处都是，结果媒体都听那位中医的，追到村里来采访，两口子又无端惹上了收钱的谣言。
“那你咋不告她？”
“告啥啊，她也是为了药好卖，再说咱确实在人家那看过病。”王华军搓了搓胳膊，无奈地说。
相比王华军的隐忍，性格直爽的孙艳梅，有时会忍不住开腔辩几句。
报户口的时候，妇联的人问她：你这是一胎养的么？不是一胎养的说啥也不能给你报。
“可不是一胎，不然谁也不能要这些玩意，我现在也不能掐死。”孙艳梅气得够呛。
他们家的一举一动都被人盯着。孙艳梅从生产完落下了高血压的毛病，天一热不能下地干活儿，有人揶揄她：钱多得连活儿都不干了。王华军为了多承包几垧地，借钱买了辆拖拉机，又有人议论：吃低保还有钱买车？
事实上，时隔将近20年，村里人都看得出来，王华军的家庭条件并没发生什么变化。
一家六口居住的，还是那间有40多年历史的老房子，屋里的墙皮已经开始脱落，水泥地面和灶台却被孙艳梅擦拭得发亮。
那台被人说三道四的拖拉机，王华军也是下了很大决心才向亲戚借钱买的。他们家原先只有一辆俗称“蚂蚱子”的小手扶拖拉机，遇上泥泞就走不了道，开起来还挺危险，他曾经被甩出去过。
有一年秋天下霜早，夫妻俩每天天不亮就打着手电，走十几里山路，到山那头的地里抢收倭瓜。“就我两人，地一泞蚂蚱子就出不来。我俩只能从地里一点儿点儿往外扒。”
新拖拉机大部分路面都能用，但王华军还是觉得肉疼：这么一个车头就要4万啊。
1998年，一个北京做影视的老板曾想要资助他们全家——让孩子到北京上学，王华军夫妇在影视公司打工。为了孩子，王华军夫妇寻思试试看。结果，一家六口在北京待了不到一个月，就决定回东北老家。
王华军说，那位董事长是个好人，是真心想帮忙。但让4个农村孩子在北京上学哪儿有那么容易，人家公司也不缺人，不好在那里白吃白住。
“咱是农村人，享受不了那里。人情世故也做不了那么理想。”他说，“农村家再破也是家。咱们自己慢慢整吧。”
这些事夫妇俩从来不在孩子面前提起，他们不想给孩子们带来压力。
然而四胞胎的标签还是让孩子们感觉到负担。自打去海林林业局一中读书，换了新环境的4个孩子就拒绝再穿同样的衣服。
“我上了大学，绝对不让人知道我是四胞胎。”性格耿直的王苑带着点儿情绪说道。
他们的每一个成长节点都被人关注，4个孩子对媒体已经从小时候的好奇，变成了现如今的反感。
高一军训的时候，电视台又来拍他们。王苑干脆把帽檐压低，任谁也别想拍到她的正脸。
高考之前，媒体来跟拍他们从家到考场的全过程，结果她全程躲在哥哥姐姐后面，刚一到学校，就一头扎进人堆里不出来。记者只好抓住老二王毅，让他讲两句。
事实上，这些年来，除了高考这样的“大事儿”，持续关注这家人的媒体已经寥寥无几。曾经那阵跟踪报道的狂热，在消退的同时，也带走了与之相关的承诺。
曾经表示为四胞胎提供奶制品直到18岁的那家企业，最终只坚持了两年多。曾经对着镜头，承诺孩子多了政府会帮助抚养的一位海林市领导，在镜头之外，再没有过问过这个家庭的情况。而妇产医院的领导也已经换了几届，对待这个农民家庭的态度显得有些疏远。
孙艳梅曾经去村妇联，想问问国家对多胞胎有没有啥补助政策。人家抢白她：没有政策，你养4个咋还养出功来了？
“咱就去问问，又不是管你要钱，这让人扒扯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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